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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兰德格雷伯1902年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出生
L.兰德格雷伯1902年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出生。1921年后在维也纳、弗莱堡等大学学习哲学、历史、艺术史等专业，曾求学于胡塞尔门下，并为他做了多年的助手工作。他于1927年取得博士学位，1935年获教授资格，1946年秋开始在基尔、科隆等大学任教。他组织筹建了科隆大学胡塞尔档案馆并任馆长。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现象学、历史哲学，他关注时代与人的使命、现代哲学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历史起源等问题。他作为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动的参加者和见证人，在其《现象学之路》这本小册子和以后的一些文章中，对现象学的起源与发展、诸种理论问题作了历史-批判性的回顾与审视，他还为胡塞尔著作的整理出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晚期重要作品有：《历史理论的争论及其哲学基础》（1975年），《胡塞尔的现象学。六篇短文》（1981年），《事实性与个体性。现象学基本问题研究》（1982年）。
一个哲学家的生平自我介绍应该是哲学式的，只有这样，它才能为“哲学的起点”这一古老问题做出贡献。不应把哲学的起点问题理解为仅仅是关于它们的历史起源的问题，它还应该系统性地追询什么东西能促使一个人从对日常生活的深思熟虑上升到哲学反思的高度。虽然在回顾起点时必须考虑到世界，它的历史状况及其影响，这是起点的发生地，但是起点中总有一些不可解释的东西。一个具有个体特殊性的人的生命远不是一个由偶然性、可以预测的影响和作用等组成的混合物。那些被动地接受特定影响和压力的东西受选择这一原则的支配，而选择总是指向一个被当作基本趋势和兴趣的神圣中心。如果我们把这个中心称为“自身的”，它就代表了一个最终的事实，而任何进一步的解释对这个最终事实都无能为力。只有通过这种最终事实才能产生人们称之为生活历史的东西，一部个人生活传记才能引起普遍兴趣。根据这一看法，我在下面首先叙述那些状况,正是在这些状况之下我很早就开始了可以称之为“哲学的”思考和反思，尽管它们始终是简单或不完善的。必须详细地讲述这些状况，因为它们促使很多人在年幼时就做出一些决断,而正是这些决断主宰了他们今后的生活。每个人的生活似乎都是这样。
1902年3月9日我在维也纳出生科技是一个国家，在一个传统的奥地利家庭中长大。我的家庭是由一半贵族传统、一半传统混合而成的典型，约·罗特（J. Roth）曾在小说《拉德茨基进行曲》(Radetzky-Marsch)中天才地描述了这种混合体的典型特征。我母亲早亡，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由祖母抚养长大。她是奥地利一个旧军官的女儿,为人善良,但却十分严厉，时刻不忘“义务”的概念，这使得我幼年时就有点爱好孤独。我的祖母又是一个受过训练的钢琴家，在我年幼时就唤起了我对音乐的兴趣。最初是钢琴，然后是小提琴，成为我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G.马勒（Mahler）的交响乐和A.舍恩伯格（Schönberg）的早期作品的上演使我们亲身经历了由古典音乐到现代音乐的过渡。我幼年的嗜好就是独自出去漫游和爬山,还喜爱音乐，这些东西就足以把一个青年人从怀疑一切中解救出来，并走上思维之路。音乐是通向真理的大门,任何语言表述都赶不上音乐。这一观点能够克制对过分思辨的偏爱。
我于1913年进入维也纳人文中学，在学校里很快对历史产生兴趣。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阅读了作家P.罗尔（Rohrbach）的一部作品,而不是学校里那些只注重基础知识、内容却贫乏无味的历史课程。我在13岁时就读了他那本书。该书以通俗方式描述了那些伟大的世界文化的产生、衰落及其相互融合。当时我就决定今后一定以从事科学为职业，可能有两个原因促使我做出这一决定：由于经济原因我父亲无法上大学,辍学经商，这一直令他痛苦。他希望他的儿子能实现他的早年愿望。他要我以他的一位堂兄为榜样，他的堂兄莱兴（Leisching）是奥地利的皇家顾问和博物馆馆长，他在维也纳大学读书时曾在布伦塔诺那里学过哲学，他听布伦塔诺讲课时做的课堂笔记和提纲曾是我们家庭的财产，后来我把它们转交给勒汶胡塞尔档案馆。在布伦塔诺的鼓励下，莱兴和其他同学一起创建了维也纳哲合会，其成员中有T.马萨里克（Masaryk）,他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还有胡塞尔。维也纳大众教育机构“乌拉尼亚”的建立也离不开莱兴的参与。他十分关心我的成长。对于我来说,他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而且是我人生许多重要阶段中一个慷慨相助的朋友。
读中学时，为了满足自己的历史爱好，我在父亲的小书房里找到了许多精神食粮,其中不仅有德、法、英古典文学名著，还有一些历史著作。精装的六卷本《乌尔斯太恩世界史》（Ullsteins Weltgeschichte）是我最喜爱的读物，诸民族和文化的生命及其死亡是我沉思的第一对象。当我一个人散步时，我反复思考“为什么有人存在”这个问题。我觉得自己要比周围那个平淡无奇、单调庸俗的世界崇高得多，感觉到自己游离于它们之外。在一本日记中我这样写道：“我坐在这里，并且注视着生活的边缘。”对世界的这种疏远态度当然是和积极参加当时的活动同步的。1918年秋，奥地利帝国全面崩溃，它使人们清楚看到个人的命运与普遍的历史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我从孩童时代起就生活在这个虽然简朴，但却衣食有着的市民环境中，现在这个安稳的世界却完全崩溃了。我的朋友圈子里常讨论“未来将向何处去”，“怎样才能找到新起点”等问题。古希腊语言学家W.克劳斯（Kraus，1968-1969年任维也纳大学校长）和我现在科隆大学的同事、罗马语语言学家F.沙尔克（Schalk）都是这个圈子的成员。K.克劳斯因他的一系列文化批判文章和报告成为这个圈子的领袖，老一代人认为他是一个“令市民害怕的人”。他们没有看到他的文化批判实际上受一个更高的道德要求的引导，它属于约瑟芬时代启蒙运动中那种主张思想宽容的传统，这一传统暗地里在奥地利的精神生活范围内广泛传播。
我在圈子里作了关于“历史中的偶然”的报告,这是我写的第一篇哲学作品。之所以写这个报告，是因为当时围绕O.斯本格勒《欧洲的衰落》(1919年)一书展开了激烈论战。为了在论战中找到一个哲学基础，我拿起了叔本华的著作。它显然是别人送的礼物，但放在父亲书房里一直没有人读。虽然读完叔本华的书后我并不想去追求时髦，成为一个叔本华主义者,但我觉得它把我引向康德，我开始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我在克尔(Kehrbach)主编的那套康德著作集(Reclam-Ausgabe)上作了不少眉批,后来一位朋友帮我把这套全集用皮革装订成一册。时至今日当我重读这些眉批时，仍有一种心满意足的感觉。我在康德那里找到了回答我所关心问题的基础。因此我觉得中学的哲学课没多大意思，只讲些逻辑和心理学的东西。我曾设法用康德的论据来使老师难堪。
1921年我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随后进入维也纳大学。我决定学哲学。我在维也纳大学只呆了三个学期，在学校所能提供的哲学课程中,我找不到我所追求的东西。从开始起,奥地利的启蒙运动就更倾向于西方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而不是德国先验哲学。因此在维也纳根本感受不到德国哲学的新潮流，甚至连布伦塔诺也似乎被人遗忘，尽管他的一些学生已成为其他几所奥地利大学的教授。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已在19世纪末期为新实证主义的发展打下了基础，1922年石里克被聘为维也纳大学教授,新实证主义借此成为大学里最强大的一股势力。我限制自己只去听R.赖宁格(Reininger)开设的哲学史讲座课，我认为它是必要的基础。为配合W.耶路撒冷(Jerusalen)和V.克拉夫特(Kraft)的逻辑讲座课，我仔细阅读了穆勒和西格瓦尔特(Sigwart)的逻辑，尽管这样做有违我的初衷。不过,了解逻辑著作对我今后研究《逻辑研究》大为有益。当然,维也纳不接受胡塞尔的逻辑批判。此外，我还自学了拉丁文文本的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著作。由于无人指导，我的学习和理解可能是不全面的，但人们必定会在以后的工作中用到那些刚上大学时读过的东西。现在的大学生在课程开始时对阅读古典名著无动于衷，这真令人沉思。即使他们只关心当代，他们在今后也会遇到一些传统的东西.那时他们将会束手无策，只能毫无办法地放弃；传统的东西构成当代问题的基础，并在现时代继续发生影响。我觉得心理学家K.比勒（Bühler）主持的讲座不错，也很重要。他刚被聘为维也纳大学的教授,懂得把经验心理学导言与讨论一些哲学的原则问题联系起来。当时我当然预料不到熟悉心理学对现象学研究有多么重要。除了哲学主课外，我还有足够时间学习历史和地理这两门副课。著名的“奥地利历史研究院”是辅助学科的中心，当然不对大学低年级学生开放。我的副课老师有0.雷德利希（Redlich），他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御用历史学家,我跟了他两个学期。还有A.多普施（Dopsch），他是最早把经济史纳入大学历史课的教师之一。我还认识了H.V.多德雷尔（Doderer），他当时正在写博士论文,他是一个有趣和精力充沛的谈话伙伴，我离开维也纳时和他失去了联系，直到他后来因小说《斯特鲁德霍夫梯道》而名声大振时，我才想起他。我在中学时已听过一些地理课，内容广泛，老师讲得也不错。当时大学里仍流行E.聚斯（Süß）的伟大传统（其代表作是《地球的面貌》。此外,我还听了语言学、艺术史和社会学的讲座，在H.V.阿尼姆（Arnim）的柏拉图研究课上我学会了语词统计的方法。0.施潘（Spann）的讲座人山人海，听他讲课成为当时社会的时髦。不过我觉得他的整体理论和自己编造的一些范畴既怪异又浅薄。当我寻求哲学新潮流时，我发现了舍勒关于价值伦理学的著作。通过书中对胡塞尔的介绍使我产生了亲耳聆听胡塞尔讲座的愿望。
1923年夏,我终于有机会转学到弗赖堡大学。当时奥地利货币虽已基本稳定，但对一个生活不太富裕的奥地利人来说，去德国上大学还是花费昂贵。维也纳大学新生太多，要想和人接触十分困难，而弗赖堡大学只有两三千名学生，一目了然,教授们也不像帝王僧侣那样正襟危坐，难以接近。大部分讲师和教授常常邀请听课的学生们到自己家里去玩,甚至盛宴招待，有些人还在周末和学生一起到黑森林去滑雪。我至今还清楚记得海德格尔在“菲德贝格庄园”上的讲座课，有时课后接着就去滑雪。
1916年，弗赖堡大学聘请胡塞尔接替李凯尔特的讲座。由于我叔叔莱兴的推荐，胡塞尔友好地接受了我。我第一次应邀去他家，吃完饭后我坐在他书房里那张著名的沙发上，向他提出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就与《现象学的观念》第一章中“本质的特性”这个概念有关，我觉得它令人费解，当然我尚未意识到在这个概念里潜藏着某种先验的东西，胡塞尔的本质理论正导致这种先验性。胡塞尔一如既往地用大段独白来回答我的问题，我边听边感到摸不着头脑，不禁痛心起来，但我又不敢用插问去打断他。他同意我参加他的讲座课，同时还让我去听听助教海德格尔为新生开设的讲座课。在离开弗赖堡前的几次讲座课上,海德格尔主讲“本体论”，每次一小时，他在讲课中已勾画出“定在”分析的基本雏形，它们后来成为《存在与时间》的第一部分。上课时小教室挤得满满的，气氛紧张,许多教授也来听课，使我觉得自己似乎正在经历一场伟大的事件。海德格尔的话语像重锤敲击，措辞充满表现主义色彩，他利用这些措辞提出了“现象学就是关于定在的事实性的解释学”这一论点；他还指出一个新的系统性开端离不开对时代的彻底批判。我觉得这些观点代表了哲学中一种全新的声音。从那时起我完全被海德格尔的哲学所吸引，并在最初和后来较长一段时间里完全用一种批判性的观点来看待胡塞尔的思想。海德格尔本人也常以影射的方法表达自己对胡塞尔的这种批判性观点。1923年秋海德格尔应聘去马堡大学后，他在马堡的讲课笔记仍传到弗赖堡来，听胡塞尔课的学生们热情地阅读和讨论它们。由于货币不断贬值，在马堡和弗赖堡之间来回旅行也完全可能,一张火车票价有时只相当于一磅人造黄油。
我终于相信，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思想比其他任何理论观点及其对哲学史的解释要优秀得多，它们揭露了许多问题其实只是一种“表面”问题，还解决了许多似乎不可解决的悖论。所以人们把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当做一本对先验哲学的彻底发挥和进步的书来读，这也不是没有根据的。不过我一直摆正不了胡塞尔的现象学与海德格尔思想之间的真正关系，我始终在两者间游荡,找不到自己稳定的立足点。后来我才明白，欲达此目的首先应了解胡塞尔的全部先验现象学的观点，他始终称自己是先验现象学里的一名“新兵”。只有这样我才能到达现象学自己显示自身局限之处，而这一局限的彼岸就是“形而上学”问题的开端。胡塞尔自己已指出现象学研究关于“事实的”问题，即研究事实性，但他并没有进一步阐述这个观点，从这里开始，才能去正确评价海德格尔从《存在与时间》的先验哲学开始到“转弯”时所出现的转变。在他的晚期著作中,事实性问题以“事件”（Ereignis）的名称出现。
J.埃宾豪斯（Ebbinghaus）开设的关于康德哲学入门的讲座既详细又清楚，他的论文《康德解释与批判》（1924年）把康德著作从当时仍具权威性的新康德主义的狭隘解释中解放出来。埃宾豪斯是一名把法律观点作为人类社会基础并永不疲倦地为此而奋斗的战土，我一直很尊崇他。当时德国新黑格尔主义的缔造者格洛克纳也很有影响，但我实在无力再去听他的课,我很晚才开始研究黑格尔。参加胡塞尔讲座的学生围绕O.贝克尔（Becker）组成一个小型的“现象学小组”，后者在海德格尔走后成为胡塞尔的助教。埃宾豪斯和格洛克纳的学生也来参加小组的聚会,他们定期碰面，这样在三个学派的学生间常爆发激烈争论。
除了哲学主课外，我还选修历史作为副课。我听了G.v.贝洛（Below）关于宪法史的讲座,H.芬克（Finke，当时任格雷斯联合会主席）的讲座,还参加了他的讨论课,他有关中世纪教育体系和世界观的讲座帮助我对中世纪状况有了生动的直观，遗憾的是，他未留下可供发表的讲课手稿，实属一大损失。1925年后我开始学习艺术史，我觉得H.杨恩（Jantzen）是该专业的优秀教师。
1923年夏胡塞尔回绝了柏林大学的聘请，并提出聘任一名私人助教作为留任的条件。1923年秋我得到了这个职位，这样我在弗赖堡继续读书和完成毕业考试都有了保障。我在取得博士学位后仍继续为他工作，直到1930年结束。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胡塞尔1923~1924年冬季学期开设的《第一哲学》[1]的讲座记下来，然后把这个笔记整理出来。每次讲课后胡塞尔都给我一些他写的速记式草稿，通常是他在讲课前匆忙写成的。我必须根据这些草稿和我的笔记把它们整理成一个前后有逻辑联系，没有重复的文本，并且还应显示出思维过程的概况。这对初学者当然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我整个学期都在干这件事。此外我还要把胡塞尔以速记方式写下的信件打出来,整理他为讲课而找出的以前写的一些手稿，有时还要把它们改写成标准德语。在我之前E.施泰因（Stein）已把《现象学的观念》第二卷的草稿以及在格丁根大学的关于时间意识的讲座课手稿抄了一遍，现在我要把它们联起来并进行修改，然后打出来，以供胡塞尔进行重新修改之用。可惜他一直未能动笔。只有“时间意识”的讲座稿后来被海德格尔作为给胡塞尔70周岁的献礼在《现象学年鉴》第9卷上发表,他特别对时间意识感兴趣。
胡塞尔的讨论课还给人留下现象学正在国际广为流传的生动印象科技术语大全，它是在格丁根时代就已开始的,人们常遇到一些美国和日本客人。我和M.法伯(Farber）一直保持着友好联系，他后来创办了美国第一个现象学杂志（《哲学与现象学研究》）。R.卡尔纳普也是一位常客和积极参加者,1926年他在维也纳参加教授资格考试前一直住在弗赖堡附近，他在《世界的逻辑构造》一书中使用了一些现象学名词，可能就是由此而来的。“1924年夏季，胡塞尔把齐美尔的《哲学史问题》作为讲座课的必读教材，这部著作至今仍值得一读。参加者中还有的文化哲学家F.施特潘（Stepun）和斯拉夫语专家D.齐策夫斯基（Tschizewskij）。这是一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小圈子，他们之间的激烈讨论令一个初学者头晕目眩。用康德的话来说，哲学意味着一种超人的努力,我对此已心领神会。哲学史问题的讲座促使我重新研究历史哲学问题。通过学习历史我已具有较广泛的历史知识和方法基础，这正是新康德主义的历史理论所缺乏的。但在胡塞尔那里我找不到任何有助于我的有关理论，相反，我在狄尔泰对历史世界的分析中找到了理论联结点。我在维也纳时还从未听说过狄尔泰，但一到弗赖堡就注意到了他。当时《狄尔泰全集》已出版了五卷，学生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和讨论这些书，但是当时还无人介绍他的人文科学理论的内在联系。我就以此作为我博士论文的题目。尽管胡塞尔与狄尔泰早在1911年狄尔泰去世前的十年里就往来密切，他对我的题目还是不太感兴趣，他可能更希望我写一部关于迈农（Meinong）的对象性理论的批判性作品。我没听从他的建议,他感到失望。他当时正全力以赴地计划写一个新的现象学导言，就让我去找贝克尔指导。贝克尔的讲座课使我获益匪浅。他不仅是一个哲学家，还是一名优秀的语言学家、逻辑学家和数学家。毕业后我仍和他保持着密切联系。每当我遇到哲学难题时，和他谈话始终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帮助。
在博士论文中，我力图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分析和海德格尔的定在分析出发，把狄尔泰设想的人文科学的心理学解释为人文科学的哲学基础。狄尔泰的这个观点当然不是从外部产生的。但是人们却没有充分注意到历史学派对狄尔泰思想产生的影响，另外，狄尔泰之所以对他早年的研究进行修改，并在晚年时着手写作《在人文科学中建树历史世界》和《人文科学基础研究》，其动因皆来自于他对胡塞尔《逻辑研究》的研读和理解,海德格尔就力图将《存在与时间》一书理解为对狄尔泰所开创道路的彻底激进化发展。1926年我的博士论文完成,1927年2月我在弗赖堡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胡塞尔把我的博士论文收在《现象学年鉴》第9卷中。同一卷还发表了考夫曼（Kaufmann）的教授论文《P.Y.冯·瓦腾堡伯爵的哲学》（伯爵是狄尔泰的哲学朋友）。我感谢考夫曼对我的启发和鼓励，他对哲学事业严肃认真,既有韧劲又有灵性，且学识渊博，靠着这些优秀品质他承受并战胜了后来不幸的命运,他始终是我的榜样。我和他的友好关系一直保持到1959年他逝世。
在我写论文时，胡塞尔同意我停止一段时间的繁重助教工作。拿到学位后，我又开始整理他的手稿。我应把他在1901~1913年期间所写的逻辑手稿综合整理出来，把口语化速记式的文字改写为现代德语。这些手稿的意义在于：它们有助于澄清胡塞尔是如何从逻辑研究走向先验现象学纲领的。随后我又开始修订“发生学逻辑”的讲课稿，从20年代初开始，胡塞尔多次修改过这个讲稿。1928年秋我拿出了第一修改稿，胡塞尔还想亲自把它加工一番，再为它写一个导言，然后拿去发表。结果他把导言最终写成了《形式与先验逻辑》[2]，时间大约在1928-1929年冬季。我参与了该文结尾的一些编辑工作，真是既紧张又热烈，而我已修改好的“发生逻辑学”草稿却被搁置一边，十年后才得以完稿并发表。
1929年，我开始着手教授资格论文；1930年，我结束了给胡塞尔任助教的工作，以便全力以赴完成自己的论文。芬克接替了我的助教工作，他不顾纳粹方面对胡塞尔的仇视，一直留在胡塞尔身边。我的论文计划围绕胡塞尔-狄尔泰-海德格尔三角进行，其目标是想把狄尔泰的历史世界分析与先验现象系起来，并且廓清它们与海德格尔基础本体论的关系。我的起点就是狄尔泰关于体验以及体验间联系的概念，还有由此而来的“总体理解”这个命题。贯穿其中的红线则是海德格尔关于“总体-存在-可能”的概念和生存的可能性，还有对于生存的可能性与传统的可能性这两个概念之间关系的提问。狄尔泰把全部体验联系理解为个体形态的生成,由此而来的中心问题就是每一个体自身和统一的个体意识是如何产生的,因为睡眠会打断这种意识的统一；就是在睡眠造成的中断中才能获得对全部“被动产生”的体验,并且发生改变，而“醒着的我”则不参与这个活动过程。个体生成的证据就是做梦和那种众所周知的期待：期待在清醒后某个东西会在新的光亮中显示自己。这种现象表明，决不能够只从自然与社会的条件中推导出一个个体自身的发生。“被动产生”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胡塞尔建构理论的基本问题,这也正是我以后反复思考的问题。当时我并未意识到我那不断改写的论文草稿实际上提出了一大堆问题，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解答它们，它们需要人一生的劳作。
1931-1932年，我住在汉堡市郊。汉堡是我妻子的家乡，她的父亲戈尔德施米特（Goldschmidt）博士是汉堡高级州法院顾问。我们于1933年结婚。没有我岳父的经济资助我不可能继续写论文，尽管1933年以后他的处境也日益艰难。1942年他被押送到捷克的特雷津市，是1945年后侥幸活着离开那里的几个人之一。他在名为《特雷津市的新教团体1933~1945》[3]的小册子中记述了这段经历。当时他发起组织了这个团体，并且担任非职业牧师。
在汉堡时，有一段时间我常去参加卡西尔的讨论课，并且参加一个由年轻哲学家和科学家组成的小圈子的活动，其中有J.里特尔（Ritter），H.诺阿克（Noack），S.兰德胡特（Landshut）等。兰德胡特当时在社会党的档案馆里发现了马克思的“巴黎手稿”，随后把它们收集在由他主编的马克思早期著作中，这些手稿成为这个小圈子里经常讨论的课题。正是这些手稿才使人清楚了解马克思的哲学起点以及他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当时我正开始研究这些问题。不过我们当时还预料不到“巴黎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一切反对僵化马克思主义的斗争都从“巴黎手稿”中寻找自己的理论根据。
尽管我的老师胡塞尔鼎力相助,我想在德国某所大学中谋求职位的努力却都毫无结果,原本期望找到一个职位后能保证我的基本生存和争取获得教授资格。由于经济危机当时已停止再设立新职位，而已有的席位又少得可怜。自纳粹取得政权以来，我更不敢奢望在德国成为一名教授，我既是胡塞尔的学生，我妻子的祖辈又是犹太人。听从美学家E.乌蒂茨(Utitz)的劝告（他当时任职于哈勒大学），我于1933年初来到布拉格。在德语大学里只有O.克劳斯一位哲学教授，他是布伦塔诺的学生和著作集的主编,因此可以期望哲学系会欢迎一个谋求哲学教授资格的人。我叔叔莱兴把我介绍给克劳斯，他们以前是同学。克劳斯友好地接待了我，尽管他是胡塞尔的死敌。他指责胡塞尔背叛了布伦塔诺的理论，他自己非常教条化地坚持这些理论。略去他对胡塞尔的大肆攻击，他其实是一个很善良并乐于助人的人。慢慢地我甚至能促使他撇开学术争论与胡塞尔相互和解。1935年胡塞尔接受了赴布拉格在德语和捷克语大学作报告的邀请。这些报告[4]中蕴藏了他晚期著作《危机》和先验现象学思想的萌芽。我当然不指望克劳斯能理解我以前准备好的论文提纲，我自己也不满意它们。后来我在布伦塔诺的另一名学生A.马蒂（Marty，1880~1919年任布拉格大学教授）关于语言哲学的研究中发现了一块区域,克劳斯也能理解它们；马蒂的研究其实非常细致和精确，但却被遗忘了,这线年我完成了一部新的教授求职论文《名称的职能和语词意义——马蒂语言哲学研究》[5]，1935年我在布拉格德语大学获得教授资格。我的论文力图修改马蒂的名称理论,并指出应在名称功能的起源中去寻找人们谈线年乌蒂茨离开哈勒大学，随即又被聘为布拉格德语大学教授,布拉格是他的故乡。他是胡塞尔的崇拜者，因此坚决支持我谋求教授讲席,在后来几年里当我有困难时他也尽力相帮。1918年以后，捷克与德国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但当时又出现缓和迹象。政府中有两名德国人出任部长,在许多部门开始良好合作。后来希特勒上台，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对纳粹主义日益同情，遂使这次充满希望的合作又告终止，气氛一年紧似一年。哲学系也分成自由和民族主义两大派别,民族主义者期待尽快回到他们视之为故乡的第三帝国怀抱，我却是一个离开这个帝国的德国人，因此受到民族主义者的怀疑。这样我就更多地在捷克人中，而不是在德国人中找到自己的朋友。
布拉格的语言学者十分欢迎我的“马蒂”专著，并邀请我参加布拉格语言小组会议,这是使自己了解语言学研究最新成果的最好机会。我在会上又遇见了齐策夫斯基，他是设在布拉格的乌克兰者大学的教授。小组的牵头人是R.雅各布森(Jakobson）（现在哈佛大学），他使他的老师图伯茨科夫（Trubetzkov）策划的语音学获得一种严格的科学形式。当时,布拉格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一起被视为现代语言科学的中心。
卡尔纳普受到了布拉格大学的聘任，我常和他一起长时间地讨论问题。我虽设法使他相信用先验-现象学来证明逻辑是十分必要的，但仍徒劳无功，他认为胡塞尔的“形式和先验逻辑”太危险，并且怀疑它会导致反理性主义。
1934年，乌蒂茨和捷克教授J.B.科察克（Kozák）一起建立了“布拉格哲学小组”，科察克是当时捷克外交部长贝奈施（Benesch）的朋友。为了与当时的纳粹主义抗争，哲学小组决心维承马萨里克（Masaryk）精神，以人道主义理想为宗旨，以发展现象学为重点。年轻的捷克哲学家帕托卡(Patočka）也是小组成员，他是胡塞尔最后一批学生之一。他不仅在我就业问题上给予帮助，在我遇到困难时提供忠告，还常和我彻夜交谈，给我鼓励与动力。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我一直关注着他那不幸的命运。他于1936年在布拉格捷克大学取得教授资格,1936年秋大学关闭，他只得结束教学生涯,因为希特勒政府只允许斯拉夫人从事下等职业。1946年他重新回到大学，又在1948年因非党员身份被大学辞退。20年以后时逢布拉格之春,这个学识渊博、精通欧洲人文科学史、特别是波希米亚文化史的专家才得到本该属于他的教授讲席，但几年后又被剥夺了。
我在布拉格开设的第一次讲座课的题目是“人文科学导言”，其中我试图重新阐述我在写“狄尔泰”专著时的一些思想，即通过回顾赫尔德到历史学派（J.格林、萨维尼、兰克）的方原则，介绍思想反思历史的发展线索，这条发展线索与从康德到唯心主义以来的哲学主要发展是并驾齐驱的。狄尔泰力图把两者统一起来,19世纪下半叶的其他历史哲学家却没有看到这一点,此外,他们对通过历史科学的实践来发掘历史这条道路也认识不足。我的其他讲座课题还涉及到近代科学起源，语言哲学，当然还有现象学与海德格尔。
1937年夏天，我随捷克代表团参加了巴黎国际哲学大会，代表团成员大多是我们哲学小组的人。这次名为“笛卡尔大会”的哲学会议同时又是纪念“方讨论”300周年大会。这是我第一次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哲学家交往我国关于科技的政策，但我并没有只呆在巴黎大学的大讲堂里，我用了更多的时间在巴黎的艺术纪念地和博物馆里徘徊。我觉得从哲学角度看，这次大会虽然像一个交换不同意见的集市，名流汇集,人人慷慨陈词，但内容大多空泛平淡。它还像一台测量世界格局的地震仪,两年后就爆发了世界大战。当然在分组报告中除了一些半瓶醋以外，有些报告还是严肃认真的，特别是一些逻辑学家和经院哲学家,E.吉尔松（Gilson）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我还见到了一些现象学家。科耶夫是胡塞尔最早的学生之一，他刚完成一本关于伽利略的著作，他赞同胡塞尔在《危机》一书中对伽利略的解释。G.贝格（Berger）是最早将现象学介绍到法国的人之一。当时巴黎正在举行国际世界博览会，这是已面临危机的世界最后一次展示自己。博览会的建筑特征就是面对面排列、彼此虎视眈眈的德意志帝国和苏联的巨大建筑物科技是一个国家。
1935年，经哲学小组推荐，我获得洛克菲勒奖学金，得以在课余时间重新开始整理胡塞尔的手稿。胡塞尔本人已无法顾及他那约4万页的速记式讲稿、书稿和日常笔记等。我在弗赖堡和芬克一起制订了这些手稿的整理和编目规则，它们至今仍是整理胡塞尔遗稿的原则。随后我回到布拉格,开始整理这些手稿。根据哲学小组与胡塞尔之间的一项协议,我应把1929年搞的那个发生逻辑草稿做成正式文本，再写一个前言。前言应阐述发生逻辑与“形式和先验逻辑”之间的关系，还有与胡塞尔最后一部著作《危机》中基本思想的关系。我还得以就前言的基本轮廓与胡塞尔本人磋商，而该书则是在他逝世一年后才由布拉格科学出版社以《经验和判断。逻辑起源学研究》为名出版。这个出版社是由T.马尔库斯和一名布拉格书商一起创办的，他曾是布列斯劳市马尔库斯法学出版社的所有者，后移民布拉格。当他在办公室里将第一本样书交给我时，希特勒的坦克已在市区隆隆碾过，我们对本书已兴趣全无,我们更感兴趣的是：“现在干什么”？马尔库斯得以及时离开捷克南美。15年后他重返欧洲时我们才能欢庆重逢。当时出版社必须马上解散，除了少数书寄到英国外,其余都被没收和封存了。1948年才重印此书，从第四版开始它被列入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哲学文库”丛书。
根据慕尼黑协议,布拉格的德语大学于1938年秋被“同一化”，纳粹学生组织统治了大学。1939年初我停止讲课，随着希特勒占领捷克，我想在布拉格整理胡塞尔手稿的计划也告吹。胡塞尔的儿子格哈特在1936年移居美国时就表示愿意为我弄到一份访美的邀请，我当时不像他那样悲观，正为自己终于能在德语大学获得教授资格而高兴，我既不希望用英语，也不希望在一个对我的专业方向没多大兴趣的环境中工作，因而谢绝了他的建议。尽管后来几年我困难重重，但我从未后悔这一决定,因为这样才能使我从1945年开始就积极参与德国战后的重建工作。幸亏1938年冬年轻的弗朗西斯教派教士H.L.V.布瑞达（Van Breda）从勒汶来到布拉格，并向我转交了访勒汶邀请，否则我当时的前途真是一筹莫展布瑞达当时正在写关于胡塞尔的博士论文，曾在1938年秋来到弗赖堡，想向胡塞尔遗孀了解一下未出版的遗稿的情况，它们对他的论文可能很重要。我当时正在那里，因此与他相识，那时苏台德危机已露征兆，他清楚形势危急,遂赶在1938年晚秋纳粹动手前把胡塞尔的遗稿抢救出来，并设法通过外交途径把它们运到勒汶大学的神学院，该院由此获得全部出版权。直至战后才在那里成立了由布瑞达领导的胡塞尔档案馆[6]。我应邀和芬克一起在1939年初移居勒汶，继续整理和译写胡塞尔手稿。在当时情况下这真是一项既艰难又充满戏剧色彩的工作。布瑞达全力相帮，他为芬克夫妇和我们一家（包括一个4岁小男孩）准备了很舒适的住所。我又找到了一个好朋友，他在我遇到任何困难时都及时伸出手来，当时为了躲避希特勒帝国我几乎走遍欧洲。1939年秋不断传来希特勒要占领比利时的流言，我们的生存重又被蒙上阴影。
在这段时间里，我为《国际哲学周报》主编的胡塞尔专号写了一篇论文——《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改造现象学的缘由》[7]，它涉及到现象学各阶段的发展，现象学与布伦塔诺和格丁根学派的关系，由海德格尔所开始的改造现象学的工作等。我还用英语为法伯的杂志写了篇题为《作为哲学问题的世界》[8]的文章。
1940年5月，希特勒的军队入侵比利时，我在勒汶的工作也匆忙结束。当时我妻子刚生下第二个儿子，正躺在大学的医院里。我被当作外国人而遭逮捕，在一个俘虏营地经历了德国对勒汶的空袭,最后在一个运牲畜的车里坐了八天，被押送到法国南部一座临时搭就的木头营房中。我不再被当作一个人，而成为某个类别中的一个号码，对此我实在不能理解。我根本没想到这将是成千上万的人未来的命运。我很幸运地熬过了这次旅行中的许多危险场合。两个月后，我带着满身虱子平安地返回比利时。再继续工作已不可想象，我只得和妻子一起返回她的故乡汉堡，在那里找到一份收人不多的商业工作,直至战争结束。
战争的终结同时也意味着布拉格德语大学的关闭。重返布拉格已不可能。我在1945年夏得到了汉堡大学的讲师席位。汉堡大学是德国战后第一所重新开放的大学,对于教师来说，这是一段令人高兴的时光。战后的第一批学生大都参加过战争，从战俘营返回后。他们明确意识到德国必须有一个新的起点。尽管衣衫单薄，食物匮乏，教室内没有暖气，他们仍整天在学校里不知疲倦地认真学习。
我的第一次讲座题目是“形而上学史中的转折点”。我概述了从古希腊至中世纪，再到近代以来哲学中出现的变化，指出了这些传统中有着共同的东西，正是这些东西形成了现代哲学的问题。当时在德国“现象学”这一名词还鲜为人知，而在西方其他国家，现象学正处于。1946年夏季，我开设了“现象学导言”的课，把学生引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面对挤满课堂的听众，我还讲授了“现代哲学”。后来，我把这些讲座的基本思想概括地写进一篇为北德广播电台系列报告“今天哲学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而作的短文[9]中。这篇短文被当时文科中学作为哲学课的教材科技术语大全，并深受学生欢迎。1948年，我出版了《现象学和形而上学》[10]文集，它包括我迄今为止所有的现象学文稿，还补充了《现象学的意识分析和形而上学》[11]这篇新文章，它力图确定信仰与知识的关系这一古老问题在现象学中的系统性地位，其主要理论依据是存在主义、黑格尔和奥古斯丁的思想。很快我又不满意这篇文章，认为它没有充分考虑到教信仰的历史性这个问题。在后来的讲课中我设法通过对布尔特曼（Bultmann）“消除神话”的命题进行理解来讨论这个问题。这一研究成果被总括在1962年在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宗教哲学协会所作的“哲学与神学”报告中。
1946年秋基尔大学邀请我代理哲学教授讲席,1947年春聘任我为正教授。当时的基尔大学已渡过了在基尔港两条船上讲课的艰难时期,盟军为它提供了一些楼房。战争彻底毁坏了老大学，基尔城也是一片废墟。即兴创作的伟大年代来临了。听我讲课的学生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图书馆转移图书的旧书箱,搭成上课的课桌椅;如果不想因停电而临时中断讲课，还要到黑市上买些蜡烛。基尔大学不大，各系的教员之间关系密切。几年来我竭尽全力使哲学教学逐步走上正轨,每一学期还开设一些新课。1954~1955年,我担任哲学系主任。
我在基尔开设的讲座课有：现象学、哲学入门、语言哲学，我还介绍了法国存在主义，直至1945年它们在德国还鲜为人知，故引起学生的极大兴趣。那几年里还不停地上演萨特的戏剧，为配合《魔鬼与上帝》首演，我在基尔作了一次介绍性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后来又在其他一些剧院重复过这个报告。在系统地构思《特殊的形而上学》一文时，我设法把自1932年以来就搁置一旁的教授论文中的一些成果写进去。我还重新加工修改了《历史哲学导言》的第一部分，即历史部分，它讨论历史这个概念及其理解的历史，我在历史哲学导言中也谈到了人文科学的产生。与此有关的资料迅速增多，根本不可能在一个学期里把它们理一遍，所以我一直也没时间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交付出版。我的“形而上学史”讲座也同样如此，它不断得到扩充，最后把各门具体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也收集进去，好像一部普通的哲学史导言。我还就虚无主义及其起源问题作了一些报告，它们促使我注意黑格尔逝世后哲学的意义，还有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其中的基本思想被概括起来收集在一篇提纲式的文章中:《黑格尔和马克思》[12]。要想理解马克思,就必须把他的著作看作是哲学的彻底挑战，看作是欧洲形而上学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只有以此为背景才能理解他的人类解放纲领的双重性，并且划定这种解放的界限，使之得到共同认可。旧哲学只有在马克思那里碰得粉身碎骨,才可能产生新哲学。当时很难收集到这方面的资料，1940年时我把个人藏书和大部分家庭财产留在比利时，几年后才运回来。因此我研究马克思早期著作时用的一本书都快长毛了，它还是一个熟人在希特勒时代藏在家里花园的树洞里才保存下来的。
在基尔，我还完成了《当代哲学》[13]一书。它共有七章，探讨了从19世纪初到当代的主要哲学问题的发展。它表明了怎样才能在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哲学的基础之上及其影响下，借助对传统的分析来接受和改造这些主要哲学问题。它不满足于仅对哲学家及其著作作中立性或枯燥的介绍。它根据一个系统性纲领，向读者清楚揭示这些问题产生的内在逻辑，并促使读者也参加思考。这种做法很受读者欢迎。
除此以外，这几年还有几篇小东西问世。在1952年所作的《感觉理论的原理》这个报告中，我回顾了该问题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科技术语大全。在《感官的意义》（1936年）这部著作中，E.施特劳斯（Straus）通过与行为主义和物理主义的论战已提到这个问题。我指出了胡塞尔是如何通过对运动觉的分析克服了把感觉的概念仅局限于感觉性的那种短视观点,正是这种短视统治了近代哲学和心理学的意识理论。胡塞尔的分析把感觉规定为在世界内存在的一种模式，并认为被规定的存在和感觉具有共同联系，从而补充了海德格尔对“现身性”（Befindlichkeit）的分析。在《论人文科学的理解》这篇报告中我概括了自维科以来到海德格尔的有关解释学原则的解释学问题史,还有这些问题的系统性地位[14]。
基尔大学校庆时,我作了《康德关于历史的思想》[15]的报告。它以康德《世界公民眼光中的普遍历史的观念》一文为基础，指出与流行的观点相反，不应把康德的历史哲学思想划归为启蒙时代的历史哲学，它源于康德的系统性原则在历史的哲学认识这一问题的运用。康德对历史的目的性解释并不是想对历史作思辨性理解,它是以实践为目的的规则性原则发展的结果，它源于康德道德哲学原则在历史知识里的运用，它不想因此而使一种道德化的历史写法合法化，它只是提请人们注意判断行为的最高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康德其他的历史哲学作品。但是后来的历史哲学都没有注意到康德的这个想法，而历史学派则正是由此出发的，兰克的思考及其“谈话”都接受了康德这个思想。此外我的报告还提请人们注意康德历史哲学思想的界限，正是他的系统性思想，使他和追随者们都不能够发展一种经验性的历史知识理论。
我为《中心研究》杂志的《本体论专集》写了一篇文章:《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存在区域和区域本体论》[16]。它是对胡塞尔的“先验主体性”这个基本概念进行严格规定的系列研究的第一部分。当我们系统地反思我们自身时,能够发现一种建构性的劳作，即发现我们具有一种功能，可以称之为“先验的主体性”，用康德的话说，这种功能是经验的可能性的条件。在《观念》一书的第二卷中，胡塞尔区别了三个存在区域:物质的自然;动物性的自然，即具有灵魂的自然;精神存在的领域,即人类社会。这三个区域并不是并列存在，也不像哈特曼理解的那样是“存在的主要层次”。精神存在的领域即人格性应该获得优先权，它是组成共同体的主体的区域，是达到自我认识的主体的区域，从主体的建构性功能出发才能对其他一切存在区域加以区别。同时也应该把肉体的运动觉归于这种建构性功能,活动主体性正是通过运动觉才赢得了关于自然的经验。它表明，把建构性功能的特征称为“精神性的”是不正确的，因此不能把作为一门关于先验主体性建构的科学的现象学理解为一种绝对的唯心主义，尽管这种误解有时是从胡塞尔本人的多种不同说法中产生的。他曾多次指出，至少可以在两种意义上谈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自然，作为主体被动基础的自然，它属于主体。因此胡塞尔自己也没有彻底弄清“先验领域”的规定性所带来的问题。
1951年，我应邀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工作，它是由德国新教科学院研究会创建的，其成员来自各个科学领域,这些领域对研究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它的主要任务是批判性地考察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及其发展，还有它在当代的表现形式，并且对马克思提出的社会问题发表自己言之有据的看法。当时在德国还没有一个机构能在这么广泛的范围内对马克思主义展开科学研究。它还在国内外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中找到了自己的朋友，他们准备不带任何偏见地研究马克思，而教条主义者们是不会参加这些讨论的。《马克思研究》[17]杂志发表了许多重要成果。该研究会的创始人和第一任领导E.梅茨克（Metzke）英年早逝，我在1956年和格丁根的历史学家R.纽伦堡（Nürnberg）一起接任了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该研究会至今还在活动。
我把在这个研究会作的一篇报告整理为一篇论文《论辩证法问题》[18]，它讨论那些至今仍悬而未决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使黑格尔哲学产生了双重影响。它的主要观点是:马克思本人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法的重建就意味着辩证法的衰落。我尽力找出黑格尔在从早期神学著作中的思想到晚期建造体系的过渡中所体现的断裂，这些断裂使得马克思重建黑格尔辩证法成为可能。实际上这篇论文是在努力从现象学回到辩证法的基础,它提出了现象学的概念构成与辩证法的概念构成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至今仍是讨论的重点。
1956年5月，我离开基尔，应聘来到科隆大学。我已有两个儿子，在基尔又添了一个女儿。我在科隆附近的格拉德找到一幢漂亮的山区样式的住房，一年后我的家庭也迁来科隆。我妻子不愿意离开她家乡的一望无际的平原，而我不仅喜欢科隆那便利的工作条件，更喜欢它的中心地理位置，它还邻近我钟爱的山区。由于布瑞达的倡议和努力,科隆和勒汶大学达成一项协议:在科隆大学建立一所胡塞尔档案馆，作为勒汶胡塞尔档案馆的分支。它不仅应加快胡塞尔遗稿的出版工作,还应成为德国的国际现象学研究中心。政府向我许诺为档案馆提供丰厚资助。这是我之所以同时拒绝马堡大学请我继任埃宾豪斯（Ebbinghaus）教授职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同理，我在几年后（1961年）也谢绝了弗赖堡大学邀请我接任海德格尔教授讲席的来信,它对我曾经是一次充满的回归。W.比麦（Biemel）在科隆已编辑了几本胡塞尔遗稿，1961年他取得教授资格后立刻应聘去了亚琛技术大学。由于我同时担任大学的教学工作，我就不仅能在学生中找到一些人为胡塞尔遗著做编辑工作，还能激励他们深入研究胡塞尔以继续发展现象学。当时的一大批博士论文都被收集在《现象学研究》中。
1956~1962年，我还是德意志研究会（DFG）的评议会成员。我还作为哲学系的代表参加联邦德国大学各系联席会议。这些活动使一个对科学和教育政策感兴趣的哲学家具有更为深邃的眼光。1959~1967年，我任研究会哲学专业的鉴定家,还担任了一段主席职务，它的活动主要是审查研究基金。这些工作既费时又费心,但它使我有机会及早认识哲学界的新一代，了解他们的兴趣。1961~1963年，我任哲学系主任,这正是学生人数猛增,也有足够资金配备相应师资的年代，这两年里我只得把自己的科研工作往后挪,并且为教学和行政任务繁重而高兴。
除了在基尔大学已讲过的课外,我在科隆大学还开设了一些新课。“关于形而上学”讲座的第二部分讨论近代的起源及其科学化问题。当时的学生对旧时代的问题毫无兴趣,面对这种状况,我想向学生们指出我国关于科技的政策，他们应该从历史中了解些什么,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代风貌及其问题。对过去岁月不感兴趣当然有其深刻理由，并不只是因为那些最重要的讲座把矛头对准它们。丧失历史的后果显然要在盼望发生变化的多年以后才能明显表现出来。在这期间哲学应该坚守这一已经在崩溃的岗位，并且坚信援兵即将到来。我还主持了“关于形而上学的终结及其遗留问题”的讲座，它涉及形而上学体系走向终结的历史过程。我还介绍了与来自古希腊-教传统的理论前提所进行的批判性论战，这一论战始发自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思想。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被纳入“19世纪思想中的现代萌芽”这个讲座课，它的重点是介绍19世纪中叶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及其与黑格尔的论战，历史学派和“历史学”的论战，人文科学中历史相对主义产生的历史，其目的是要证明今天撞击我们的几乎所有问题,都已在19世纪中叶得到比现代更好的表述。我在历史哲学和人文科学的历史引言部分又加上了对历史哲学的系统性介绍。由于学生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倍感兴趣，这次讲座就以意识形态的形成和意识形态批判等问题为重点，还讨论了意识形态与历史真理的关系等问题。
在科隆任教的岁月里，我必须担任许多公职，还要指导许多博士生，实在无法制定庞大的写作计划，只能偶尔抽空写点东西我国关于科技的政策。1959年,我编辑出版了胡塞尔“第一哲学”讲座的第二部分，即体系部分。后来我有一个学期休假,得以为《哲学周刊》对这本我在弗赖堡就已熟悉的著作再作一番尊敬的批判性研究[19];文章的题目是《胡塞尔告别笛卡尔主义》，它精确地分析了胡塞尔“第一哲学”讲座中那些相互纠缠、难于理顺、有些部分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思维过程。它认为这个讲座像一条联结的纽带，它使胡塞尔早期仍局限于笛卡尔主义的现象学导言到晚期《危机》一书中用历史哲学说明现象学所发生的这种变化的动机变得易于理解。就在这次讲座中，在胡塞尔自己尚未觉察的情况下，他告别了近代中的笛卡尔主义——它们一直在幕后继续发生影响一同时一种新思维的基础也初露端倪。由于胡塞尔仍想完成和满足近代思维传统，他就根本意识不到当他使用近代哲学的专门名词去把握某种思想内容时，这些内容已完全离开了那种传统的考察问题方式及其替代物,从而他也就完全摧毁了这些传统。
在《肉体性的现象学和物质的问题》[20]这篇论文中，我再次提出“感觉”和“能够自我运动”之间的相互联系问题。康德认为“物质”是对那些刺激我们感官的不可知基础的称呼，根据胡塞尔对动力学意识的分析，自然在其最初的方式中只是一种能自纵和控制的动力学活动。从其起源来看，这种能够自我活动的确定性也发生在“我存在”这一意识之先科技术语大全。对一切能发生影响的力量的表象，以及热衷于把这些力量神秘性人格化的根据，都源于这种能够自我活动的能力之中。这样,休谟对因果关系表象起源的疑问就被这种新思考方式解答了。它还能使“先验主体性”的概念精确化,因为这个概念的反思自我确定性的基础就是这种能够自我运动的确定性。主体性的这个最底层先验功能借助对世界的经历所揭示的东西，要先于一切对它的反思,并且不能全部用反思来弥补或用概念来表达。
《梅洛-庞蒂与胡塞尔现象学的争辩》一文进一步讨论上述问题。这篇文章是我应邀为北德电台系列报告《现象学在法国》而写的。梅洛-庞蒂认为，与借助对人的意识进行反思这种方式相比，借助人的肉体活动会使世界更原初式地向人们显示自身，人也能更多地理解世界。在人的经历中永远保持着一块黑暗之地，它永远不能得到完全的澄明。这就排除了人对自己的绝对统治。他由此得出结论:必须驳斥胡塞尔的要求，即主张只要把现象学还原为一种不参与地观看的态度，就能完全澄明先验主观性建构世界的劳作。但是正是这种批评使梅洛-庞蒂成为前面多次提到的那种不可规定性的牺牲品，因为胡塞尔一直把先验主体性的概念保留在不可规定性之中。他在晚期著作中强调，现象学不仅只具有认识论意义，它毋宁是一条道路，人在这条路上意识到自身是一个具有绝对责任的主体。这种确定性更是一种实践确定性,而不仅是一种理论确定性。责任感的前提就是与一切利益拉开距离，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受这些利益支配。在这个意义上，责任就是一种“不参与的观看”，它绝不是为了袖手旁观，而是为了检验这些利益是否符合“善”。
由此引申出责任的问题，人应该对什么承担责任，这实际是在不同历史状况下的一种行动。我把在历次讲课中对责任问题的基本思考概括表述在《历史终结的哲学问题》这篇文章中,它被收入H.海姆塞特（Heimsoeth）纪念集[21],他是我在科隆大学的前任。根据康德在《一切物的终结》（Das Ende aller Dinge）这篇短文中的思想，我想表明关于终结的问题，也就是关于历史的目标和意义的问题,并不仅是犹太-教传统的遗产，它是人类不可避免地会面临的问题,因为人是一个按照对目标的设想去行动的有生命之物，人不仅反思他的行为是否合乎目的，还要反思行为的好与坏。因此，关于历史的目的和意义的问题就是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不能把它们只理解为理论思辨的任务，或当作未来主义者的预测;它与人在不同状况下的实践有关,与人的最高实践原则有关。因此历史哲学属于实践哲学,它的首要任务就是解释行为的时代结构，然后对历史的时代这一概念进行规定。
与此问题有关的还有《现象学和古典传统的时间分析》这个报告。它赞成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一条短注，即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以来的时间研究没有表现出任何进步。实际上除了奥古斯丁外，对时间的研究始终停留在认识能力的讨论这一有限的系统框架内，行为的时间性一直无人问津。这篇报告是为在1968年由弗赖堡天主教科学院主持召开的胡塞尔思想讨论会而写的[22]。
1963年，在墨西哥市召开了国际哲学大会，在“生活世界问题”的现象学分组会上我作了题为《生活世界的先验性的先验科学问题》的报告[23]。报告提出的中心问题是:在历史的变化中能否显露出稳定结构或者“历史的先验性”，它们是否具有意义。它努力清楚阐明生活世界与历史哲学总体的系统联系这个问题;胡塞尔在《危机》一书中已把两者联系起来。它涉及到历史先验性的问题，也是胡塞尔晚期著作的中心问题:生活世界的结构应该成为一个常数，它在一切不同的历史环境和文化中始终保持不变。但是用概念来表示这种常数的所有尝试又都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因此怎样才能制定出一些反映这种常数或历史先验性的定理，又使这些定理具有普遍有效性呢？为此必须在人的本性中预先设定一种超历史的不变量。什么东西有足够理由成为这种前提？怎样才能克服由此而来的相对主义及其怀疑主义后果？
我在其他一些报告中继续讨论这些问题。我认为这是哲学人类学的方法问题。它虽有赖于经验性研究的成果,但仍要求敢于宣称人具有某种绝对普遍性的东西。怎样才能使这种普遍性要求合法化呢？人在未来会不会发生变化，使我们不再能把他们当作和我们一样的人？如果这样,那么人类历史的理念岂不成为一种幻想，我们的行为岂不缺少一种主导思想，因为行为始终是以未来为目的，并受对那些尚未存在而应该产生的东西的设想所引导。或者说，据其本性人的目的是使自身成为一次不成功的实验而消亡？用康德的话来说,这将是历史违抗自然的终结。这个问题并不是凭空杜撰的思辨，确实有人已这样提出问题。
我在杜塞尔多夫的莱茵-威斯特伐伦州科学院所作的报告《论哲学的几个基本问题》[24]讨论了历史的责任问题我国关于科技的政策。我从1966年起就是这个科学院的成员。这个报告回顾性地指出，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直到19世纪，哲学始终是实践哲学的一个分支，目前虽然不再可能重新更新这种旧形式的哲学，但它的系统地位表明，它应以关于行为的最高目标和标准的理论为基础。由于一切行为都是一种在不同历史世界中的行为，哲学就应归属到历史哲学的整体中,它必须正视下述事实:由于现代科技世界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相互依赖的世界，任何一个部分发生的事都不会对其他部分不发生影响，因此基本上是一种世界。哲学必须提请人们注意到这条最高标准,行为必须依照这条最高标准定向，如果行为要想成熟并适应这种世界局势的线年，在杜塞尔多夫举行了第九届全德哲学年会。我在会上作了题为《哲学与科学的责任》的开幕式报告[25],当时我任全德哲学协会的主席。这届大会的宗旨是反思年轻的哲学家们对科学哲学日益增长的兴趣;几十年来，科学哲学在德国一直被忽视。大会的任务是考察各门具体科学的方法，确定它们相互间的关系;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那些传统的、粗糙的区分过时以后，我的开幕式报告想提请大家注意所有科学应该共同承担什么责任，它们应对由于科学而完全重新构成的世界负责。
1971年初,勒汶大学胡塞尔档案馆授予我和芬克荣誉哲学博士称号，并为庆祝此事举办了一次学术座谈会，讨论胡塞尔现象学中某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在题为《对胡塞尔建构理论的反思》的报告[26]中，我以我的学生克拉斯格斯（Claesges）、海尔德（Held）和阿吉雷（Aguirre）的一项调查成果[27]为出发点，以从中为关于被动性建构的作用这个老问题和关于先验主体性的概念规定性问题寻找答案。一方面应把它们理解为超越个体的“生命流”，作为一种发生的事件，在它们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在与他人一起组成的共同体中把世界当作我们经历的共同视野。另一方面，这个生命流自身又必须体现个体化的原则，作为一种绝对的事实性,这条原则形成与那些由现象学的建构分析中引导出来的东西之间的界限。
1971年初我从学校退休后有了空余时间，遂接受美国大学的讲学邀请，还用不熟悉的英语备课。1971年秋季，我作为访问教授在芝加哥的德•保罗大学主持两个研究生班讨论课，一个是关于胡塞尔的晚期著作，另一个是关于现象学的主要问题。学生们以前听过M.弗林格（Fring）的课，对现象学有充分了解。弗林格也准时来听我的课，我也是他主持的海德格尔讲座的客人。他不仅在教学方式、与学生的交往和理解、包括理解他们的中西部美式英语方面给我提供不少帮助，还帮我们解决了不少日常生活问题。我和妻子来到美国这片完全陌生的土地上生活,在一个郊区建起自己的新家，问题还真不少，了解美国古老的、人道主义精神及其友好待客的生活方式,对我是一次极有价值的经历，约40%以上的美国人都是那样生活的。只了解美国大城市的人，只能理解美国的一半。
1972年春季，在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里，我开设同样题目的课，当然侧重点不同，以适应不同听众的需要。我看到美国哲学系的学生对德国哲学，特别是现象学显示出浓厚的兴趣，真令人欣慰。这种兴趣不断从东海岸向中西部扩展,在许多系里都或多或少地冲击着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分析哲学及其怀疑主义后果。我认为这是美国人的自我理解出现危机的信号，他们曾把历史当作批判性哲学反思的对象。美国的大学生热衷交往，相互间友好相处，在辩论时既能论据精确尖锐，又能相互容忍，他们热爱学习和读书,这都令我高兴，特别是在我经历了德国大学那段令人沮丧的状况后。
1971年11月，在德·保罗大学召开的现象学研讨会上，我用英语作了一次报告，题目是前面提到的有关建构的问题。
1972年3月，美国胡塞尔小组召开年会。在年会上，德•保罗大学授予我荣誉法学博士称号。我作了题为《对胡塞尔“历史是绝对性存在的伟大事实”这一说明的沉思》的报告[28]。这句话是胡塞尔的一部未完成作品《单子论》的结束语，它促使我弄清个体化这个问题所具有的历史哲学意义。每一个经历着的主体都有它自己的生活历史,他在与他人交往中经历了什么东西，他怎样去加工这些经历，新东西怎样在这个加工过程中从历史中产生出来,这些问题都只有通过在历史中发生影响的主体的个人生活历史才能得到理解。因此历史是从个体化的诸生活历史的相互影响中产生的。这个观点实际上已是狄尔泰研究的中心。个体化的事实不是从历史中推导而来的，相反，它是下述认识的前提：只有对于我们来说才存在着发生的事件，我们将其称之为历史。
1972年4月，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安排了一次文化哲学年会，邀请我作了《价值与危机》的报告，我描述了历史危机理论的概貌。当然这个报告不够成熟，暂未发表，它还是我未来的一项工作计划。此外我在其他大学的报告都与当代哲学有关，尤其与现象学有关。我与老同学法伯在分别四十多年以后又在布法罗市重逢，他办的杂志《哲学与现象学研究》（1973年第1期）发表了我的报告《现象学关于实验的构思》。
1972年夏，我离开美国回国。告别这个国家和那些友好接待了我的人真不容易科技术语大全。把这个国家的伟大的、充满活力的教育系统及其连续发展的可能性与德国的混乱状态相比较，更使我对德国哲学的未来充满忧虑。难道公众已经丧失了对德国哲学的兴趣，使得它的继续发展已毫无意义了吗？不过年轻一代又重新显示了对哲学日益增长的兴趣，这种哲学不应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个事实又给我带来某种希望。抓住这次机遇，就是哲学家的事情。
[4]只有报告的第一部分还能由胡塞尔本人1936年在贝尔格莱德者杂志《哲学》上发表，在德国则不再被允许出版。完整的文本直至1954年才作为《胡塞尔全集》第六卷出版发行。
[6]参看布瑞达关于冒险拯救胡塞尔遗作的详细报导，载《现象学》第2卷，海牙，1959年，第42页以后。
[12]最初发表于《汉堡科学概览》，1948年，后来收进《马克思主义研究》，图宾根，第1卷，1954年，第39页以后。
[14]两篇报告最初发表在《哲学研究》杂志，然后重印并收进《现象学之路》，第111页以后；《现象学与历史》，第34页以后。
[18]最初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第3卷，1960年；然后收进《现象学与历史》，第80页以后。
[20]载《范例。E. 芬克纪念文集》，海牙，1966年，还载于《现象学与历史》，第135页以后。
[21]《批评与形而上学》，柏林，1966年，第224页以后；还收进《现象学与历史》，第182页以后。
[24]科学院著作丛书，第158号，科隆-奥帕，1969年，即将在《实践哲学的重建》第2卷中发表，弗莱堡。
近年来，汉语学界在对观念论哲学的研究上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大量引介了国外学者在观念论领域的研究成果。这些引介工作使得包括专业研究者在内的许多读者更为便捷地了解到国外学界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为汉语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总体而言，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引介工作更多集中在用英语书写的研究成果上我国关于科技的政策，而对于常常与“观念论”一词紧密相连的德国（德语）学界的关注，则关注似乎有所不足。尽管如今的德语学者也大量吸收英语学界的成果，甚至在关注点和研究方法上二者常显趋同之势，但得益于德国哲学数百年来积累的学术传统，德语学术还是在很多地方依然保持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模式，这对于汉语学界来说有宝贵的借鉴意义。有感于此，“岭南观念论”公众号希望略尽绵力，在继续原有工作的基础上，加强对德语学界的观念论研究成果的关注和介绍。
为此，“岭南观念论”近期将推出“德国学人自述”系列，希望在介绍德语世界的学术成果的同时，推介德国学人的心灵世界和学术历程，达到对他们的学问品格和为学进路的更深理解。此前我们推送了“克劳斯·杜兴自述”，以作为对不久前去世的杜兴教授的纪念。接下来，我们将主要依托《德国著名哲学家自述》（Philosophie in Selbstdarstellungen）一书中的文章来推进相关的传播工作。该书于1975年由德国著名出版社Felix Meiner Verlag出版，一共三册，收录了活跃于二十世纪中期的二十多位德国著名学者对自己学术生涯的回顾，其中不乏布鲁赫、普列斯纳、兰德格雷贝、伽达默尔等已为国内学界公认的哲学家，也包括多位虽还不为汉语学界所普遍熟知、但曾为哲学研究作出过重大学术贡献的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张慎教授与多位学者合力，将此书三册书译成了中文，于2002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如今二十余年过去，此书已不易购得，但书中内容对我们的哲学研究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一点同样也是当年张慎老师译介此书的初衷。
为此，我们经张慎教授的授权，也几经辗转与书当年的出版方人民出版社和东方出版社取得联系，将于“岭南观念论”的“德国学人自述”栏目陆续转载此书的部分篇章，主要集中在一些曾对观念论学术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或者深受观念论哲学影响的德国学者。在该书中的每篇自述前，都有译者所写的一篇简短的介绍，我们转载时也予以保留。除此以外，我们会在每篇自述的开头另外加几句简短说明，以交代我们转载该文的理由，而在行文中，对于国内读者不太熟悉的信息，我们也会酌情加少量注释（以“岭南观念论编者注”标出），以便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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