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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者以“辛亥与科学”为题联系采访时，科学史学家王扬宗额外地做了些“功课”
在记者以“辛亥与科学”为题联系采访时，科学史学家王扬宗额外地做了些“功课”。他说，如今对这个领域进行系统研究的人很少，也少有真正有见地的文章发表，这对科学史研究来说，无疑是一种遗憾。但显而易见的是，在辛亥后，与“科学”混用的“格致”一词便迅速消失了。从那时起，我们管它叫科学
汉语中本没有“科学”一词，明朝末年当耶稣会士利玛窦科技产品介绍文案，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科学时，徐光启从“格物致知”一词中找到了对应，于是两人将西方科学的汉语名定为“格物致知之学”，简称“格致学”或“格致”、“格物”。一直沿用到20世纪之初。
格物致知，语出《大学》，按宋代理学大家朱熹的解释，就是“即物而穷其理也”推究事物的道理。清代学者认为，science就是“格物致知”农村实用科技信息，并以为，西方科学中国古已有之。
将science定名为格致，充分支持了“西学中源”的思想。“西学中源”萌发于明清之际，后来得到康熙帝的大力提倡。这种看法，为西方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便利。
然而，这种提法，也使世人将西方科学理解为一种形而下的学问，雕虫小技而已。与此密切联系的就是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王扬宗解释说：“这种观念在19、20世纪之交，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严复曾提出批评农村实用科技信息，认为西学“有体有用”，“西学中源”的观点令人不齿。
“科学”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说从德语翻译而来，一说从英语来。1897年，康有为在编撰《日本书目志》时，将这两个汉字引入中文。同年，严复在翻译《原富》时，将“格致”与“科学”并用。
尽管“科学”一词，出现在辛亥之前，并开始逐步普及。然而20世纪之初，一直是两词并用、混用的局面，直到辛亥后科技产品介绍文案，“格致”一词便迅速消失了。
在王扬宗看来，为“科学”正名，不仅仅是一个翻译上的问题，更是解决了引进西学文化的思想根源。随着“格致”一起消失的是，在认识科学上，中国知识分子抱有的一种阿Q式的荒唐心态“我们早先”
在评价“科学”二字的正名时，胡适说：“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梳理辛亥前后的中国科学史，在科学活动上，少有可圈可点的壮举。王扬宗评价这个时期的科学时认为：“辛亥从思想上、人才上、制度上，为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积蓄了力量。”
辛亥成功后，国民政府成立了“稽勋局”，对功臣进行行赏。其中一个“稽勋”的手段，就是遴选、派遣稽勋留学生，资助其赴外留学。
稽勋留学生先后共遴选出3批共一百多人，真正成行的只有前两批，先后50余人科技产品介绍文案。任鸿隽、杨铨（杨杏佛）就在第一批之列。而李四光的名字，则在第二批留学生名单中。
这两批留学生与辛亥前的留学生，有很大的不同。王扬宗解释说，辛亥前，由于国内的政局、国情，留学生出国后，忧国忧民，学习法律的人较多，甚至直接投身。辛亥后，由于成功，这些留学生则更多地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学习自然科学的人多起来。
1915年任鸿隽、杨杏佛在美国组建了中国科学社。1914年12月，杨杏佛发表《科学与中国》，几个月之后，任鸿隽发表《论中国无科学的原因》，两篇文章要探讨的内容，就是后来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并倡导科学救国。
尽管杨杏佛的文章还早了几个月，由于影响不及任鸿隽，此后人们多认为李约瑟难题是任鸿隽率先提出的。
“科学救国”一词，出现在同批留学生、中国科学社成员蓝兆乾的文章《科学救国论》中。王扬宗说，尽管科学救国的观念，从鸦片战争后就已经形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也几经流变，然而“科学救国”四个字，却是此时才第一次正式提出。
王扬宗说，这些留学生，大多在上世纪20年代初，陆续学成回国，我国大学的理工科系，从他们回国后，才真正建立起来，我国的大学才真正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学。“在那以前科技产品介绍文案，我国大学只有预科的水平。”
作为一次，辛亥带来更多的是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变革，“这种变革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王扬宗说。
作为一次，辛亥后，王朝制度终结，引进了近代宪政制度，为科学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我国才出现了现代意义的科研机构”。
1913年成立的中国地质调查所，以及后来成立的中央研究院，之所以得以良性发展，“其根本在于现代制度保障”农村实用科技信息。
“辛亥，是中国现代科学的起点。从那以后，中国科学的发展，开始了一个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王扬宗说，“因此，当我们反思当今中国科学时，辛亥时期，也是一个很好的反思起点。”
说到反思，王扬宗对《科学时报》记者说，在当时的国情、观念下，把科学当做实用手段的功利主义科学观，占了上风，而科学本身除了实用外，也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文化。
在为科学正名后，科学作为精神文化的一面，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时至今日“为科学而科学”的纯科学精神不足，也影响了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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