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主要特征科技服务案例企业的四个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数量从1949年的26万增长到2016年的5282万，中国从解放初期积贫积弱的国家迈入了世界科技大国的行列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数量从1949年的26万增长到2016年的5282万，中国从解放初期积贫积弱的国家迈入了世界科技大国的行列。在总结以往科技工作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计量和考证相结合的测算方法，对每个历史阶段科技工作者的数量、结构进行了分析，结合每个历史时期社会发展政策背景的影响，探寻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发展脉络，展现了科技、教育与社会发展紧密融合的关系。
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和贡献越来越显著和突出，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作用被深入挖掘，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和重视程度明显提升、日渐深入，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关系融合得越来越紧密。推动科技事业的发展不仅是科技界的目标和任务，也受到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全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时代的选择企业的四个特征。
中国经过40多年的高速发展，科技实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外部面临复杂的国际局势，内部正在经历转型升级，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信科技创新是未来国家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科技工作者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肩负着历史的使命，他们利用自身的知识和智慧，在科学研究、科技创新、工程开发等科技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科技服务案例，推动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中国科技工作者是中国科技事业的主导力量，是现代社会的新型职业群体。对科技工作者的研究已经成为科学社会学的重要内容。关心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发展企业的四个特征，对这个群体进行定性和定量的研究，将在凝聚和团结广大科技工作者、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方面，为决策部门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值此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对以往研究成果凝练的基础上，以科技工作者的数量和结构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发展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本研究认为，科技工作者是在现代社会中，以相应的科技工作为职业，实际从事系统性科学和技术知识的生产、发展、传播和应用活动的人员。科技工作者作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职业群体，不仅在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机构中，而且在企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各类普遍设立科学技术岗位的组织中广泛存在。这一职业群体以推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为己任，以研究、开发、应用、传播、维护和管理等岗位为职业，并通过自己的科学技术工作获得科技资助和合理报酬。
欧盟关于科技人力资源是从资格和岗位两个角度来定义的，科技工作者的定义强调科技岗位，在科技岗位上的科技人力资源与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定义范畴相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课题组出版的《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将科技工作者主要界定为：包括工程技术人员、卫生技术人员、农业技术人员、科学研究人员、教学人员5类专业技术人员。
目前，我国还没有直接与科技工作者对应的统计数据。如上文将科技工作者界定为工程技术人员、卫生技术人员、农业技术人员、科学研究人员、教学人员5类专业技术人员，即将原本应该是对资格和岗位进行统计的对象，转换为对专业技术职称（有的包含职务）开展的统计调查金融科技主要特征。这样的转换有实践意义，因为专业技术人员绝大多数是在岗的企业的四个特征，并且在中国有较好的统计基础。不得不承认，科技岗位具有随不同社会形态、不同社会发展阶段而变化的特性，这样的计量和估算有一定的欠缺和不足在所难免。因此，对不同时期科技工作者测算时，会考虑当时社会职业的实际情况，根据相应的统计资料做出一定的修正。
在实际测算中，本报告以中央组织部、原人事部和科技部合编的《全国专业技术人员统计资料汇编》中专业技术人员的统计数据为基本依据，在此基础上进行补充和调整。其他数据来源包括教育部、卫生部、人力资源保障部等部委的统计公报等，少数类别数据为估算数据。
科技工作者的主体是科学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农业技术人员、卫生技术人员和科技类专任教师，他们是科技工作者中最重要的部分，本研究称之为第1类人员。第2类为具有高级职称的经济和法律类人员，具体包括高级经济师、高级会计师、高级统计师、一二级律师公证员（此部分人员数据仅从1980年开始有统计）。第3类是辅助科技工作的人员，包括科技管理和、专职科普活动人员。第4类是不具有高等教育学历但从事科技工作的技能型人才，包括高技能人才和乡村医生。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实行留用科技人员、吸引留学海外的高级科技人才归国、积极培养新的建设人才。①在很短的时期里，整合科技力量，初步形成了中国的科技体系和科技管理体系。②大批在海外留学和访问的中国科学家回国。③在发展的同时调整和改革高等教育，使其“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这种对教育体系的重建，对科技力量的重组，为持续、快速培养新一代科技工作者奠定了基础，效果十分明显。
1949年，科技工作者的数量为26.12万，其中科技类教学人员4.31万、科学研究人员0.12万、工程技术人员11.46万、农业技术人员0.99万、卫生技术人员9.25万。
这一历史阶段，国民教育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普及了小学和中学教育，高等教育得到了国家财政保障，确立了科学技术为人民服务的导向和价值取向。同时，为满足建设国家的需要，制定了第一个中长期科技规划，形成新的科研教育体系，奠定了科技发展的新基础，工程技术得到大力发展，推动了工业化进程，独立研制“两弹一星”，在这个过程中科技岗位增长明显。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7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的科技类毕业生共计151.69万人，年均增幅达31%，这些人都填充到了科技工作者队伍中，成为支撑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基础和主要力量（这里的科技类毕业生包括理、工、农、医4类普通高等教育的毕业生）。这一时期分两个阶段，1949—1956年和1957—1965年，第一阶段由于当时对知识分子的属性界定不稳定，科技类毕业生的培养状况出现了较大的波动，总体呈曲折上升的趋势。不过，科技类招生数占比基本都在60%以上，虽然少数年份略有波动，但总体呈上升趋势。到1965年这一占比达70.73%，科技类毕业生达76.29%。
留学归国的科技人员约9000人。这些留学归国人员包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从海外归来的时期出国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有从20世纪50年始，中国在与苏联、东欧各国达成交换留学生协议后由中国教育部门派出留学学成回国的人员，还有“一五”期间由工业部门独立派去苏联、东欧工厂、矿山对口实习、学习工艺技术和管理，之后回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回国后，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分配，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成为国家发展工业和全面建立科研体系的骨干力量。
遵循前面的定义和测算原则，结合这一时期的实际情况，涉及的数据仅有科学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农业技术人员、卫生技术人员和科技类专任教师。
1949—1965年，科技工作者的数量从1949年的26万增长至1965年的352万（图1），获得了大幅度的增长。除1962年科技工作者数量出现暂时的下降外，基本上呈现比较稳定和良好的增长趋势。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前七八年，由于各方面基础都比较薄弱，科技工作者的增幅相对后期略缓。从1956年开始，科技工作者数量增幅相对较大，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经济建设规模的扩大，对科技工作者的需求进一步加大，科技教育有了较快的增长。图1显示出的波折，是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政策较为不稳定导致的。
专业结构向“实用化”转变。这一时期卫生技术人员数量和比例增幅最大，这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真正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相应医疗服务供给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对医疗服务提出更多需求。工程技术人员数量大幅增长，这与当时国家重点发展工业特别是发展工业的方针政策相吻合。同时，科学研究人员的数量也有较大增长，科技事业发展得以规范。
高层次科技工作者增速缓慢。《全国专业技术人员统计资料汇编》提供了1952年后中级以上科技工作者的数据，职称结构显示，高层次科技工作者的增速缓慢（图2）。
“文化大”期间，中国大部分科技活动处于停滞状态，中国失去了一代人才的培养时机，形成了巨大的“人才鸿沟”。幸运的是在“文化大”的中后期，周恩来、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保护科技发展和科技工作者的措施，使不少著名科学家能够度过这一时期，推动科技事业取得了若干成就。这一时期一些工业企业受到的冲击相对较轻，国防工业也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所以，工业交通、基础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科技工作者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化大”破坏了教育的正常发展，使许多学生失去了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机会。这期间仍然有74万名科技类毕业生。一是“文化大”期间高等教育工作虽然受到极大影响、但没有完全停止，影响最大的是前4年，招生完全停止，但是教学工作未停止，之前招收的学生在此期间基本都如期毕业。数据显示，1971年高校毕业生的数量接近零，之后3年虽然有所恢复，但数量很少。二是理工类教育仍在高等教育中占有相对重要的地位。理工类招生人数占全部的比例自1961年以来基本都保持在70%以上，在1970年恢复招生后这一占比基本得以保持。同样，理工类毕业生数占全部的比例自1963年以来基本都保持在70%以上企业的四个特征，而1966年以后10年间其平均值也达到了71%。
留学派遣工作陷入停滞状态。这一时期中国的留学规模大幅减小，到“文化大”初期几乎完全停滞。后来少数机构恢复派遣留学生，但主要以外语人才为主要派遣对象。
科技工作者的质量。“文化大”期间，除已经完成了高等教育系统课程学习临近毕业的学生外，大多数学生没有完成原定的学业。同时，1970年高校恢复招生后，招生采取的是“推荐选拔”，招入的学生根本没有通过基本的中等教育知识和能力的考试，虽然这些学生毕业都“分配”到了相应的科技岗位，但是降低了科技工作者的整体水平和线. 科技工作者的总量和结构
“文化大”的10年间，科技工作者总数从1966年的355万增长至549万，增量为194万（图3，前17年增量326万）。1966—1970年，科技工作者的总量几乎没有增长。从1971年开始，科技工作者数量呈现稳步的上升趋势。这种增长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周恩来、等同志在“文化大”后期的不懈努力。
科学研究人员数量下降。从专业结构来看，教学人员增幅最大，尤其是普通中学科技类教师，增幅达100万，而高层次的大学教师的增幅比较缓慢，10年仅增加了3万。工程技术人员数量增长有限（仅20万），科学研究人员数量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
中高级人才占比呈现“低谷”科技服务案例。高层次科技工作者在此期间比例减少。根据《全国专业技术人员统计资料汇编》数据显示，1971—1973年，中级以上专业技术人员占全部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越来越小，从4.39%降至3.72%，比1965年6.17%的比例还要低。这一时期，高层次的科技工作者的发展也受到了较大影响。工程技术人员的情况要好一些（图4）。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在讲话中指出：脑力劳动者的绝大多数已经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科技人才政策实现了重大的历史转折，中国科技工作者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84年《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为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创造了条件。1985年颁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系列科技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我国各领域的发展逐渐步入正轨，科技与经济的发展活力逐渐开始复苏。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恢复高考。随着高等教育的恢复和发展，理工类为主的高校毕业生每年以10万的数量级增加，而且在当时的计划体制下，这些毕业生受益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直接分配到研究机构、高校和企业的科技岗位上。
本阶段科技工作者群体的增量包括新培养的科技类毕业生，留学归国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在“文化大”中流失、之后重新回归的科技工作者。
留学归国人员强化了科技工作者群体。从1979年开始，我国自费出国留学活动实现了“零的突破”，自费出国留学群体经历了“从无到有并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相应的自费留学政策也应运而生并持续发展。以统计年鉴的资料为主，根据《中华留学教育史录》的数据对单位公派和自费留学人员的相对比例情况进行推算，可以粗略估算出，在1977—1985年的9年间，中国的出国留学人数共计约6.5万人，其中国家公派出国人数约为2万人，单位公派出国人数约为3万人，个人自费出国人数约为1.5万人。同样的方法推算，在此期间我国的回国留学人员总数共计约为2.5万人，约占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的40%。出国留学人数和回国人数均超过了此前28年的总和，所学专业以科技类为主。受政策的影响，公派留学生大多数都学成归国，而且回国后成为各自领域中的佼佼者，留学生归来显著地提升了中国科技工作者群体的质量和水平。
科技工作者的专业结构开始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专业结构显示，工程和卫生技术人员增幅最快。工程技术人员从1979年开始就有了迅速的增长，且增幅一直十分稳定，绝对数量和比例都大幅增加，体现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对我国企业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科学研究人员的数量和占比也均有增加，科技事业的发展走上了正轨。
中级及以上科技人才数量增长较快。自改革开放以来，职称评定工作恢复，被压制了10多年的一大批科技工作者获得了应有的职称或职务，中国相对高层次的科技工作者的发展环境得到较大改善，社会发展对高层次科技工作者的需求加大。《全国专业技术人员统计资料汇编》的数据显示，这9年间，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人员的数量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其数量从1977年的14.98万增长至1985年的148.27万，几乎增长至原来的10倍。其中，工程师以上专业技术人员、助理研究员以上科学研究人员和农艺师以上专业技术人员分别增长至原来的11倍、17倍和34倍（图6）。
这一阶段，社会经济、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改革进入深化阶段，且均有重大的改革措施出台，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落实推动了科技工作者从计划体制逐步走向市场体制。
1985年《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发布，揭开了全面科技体制改革的序幕。同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给予高等院校培养人才更多的自主权和发展空间。1988年，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同年，我国政府先后批准建立了53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先后制定了“星火计划”“863计划”“火炬计划”“攀登计划”金融科技主要特征科技服务案例、重大项目攻关计划、重点成果推广计划等一系列重要计划，基本形成了新时期中国科技服务经济主战场的大格局。
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首次确立，提出“面向和依靠”的科技方针，即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科教兴国”战略和“科技创新”核心理念的提出，进一步将科技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摆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成为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一方面使我国科技经济的发展迈入新的历史阶段，另一方面也为我国科技工作者创造了全新的科研环境。对我国科技工作者团队的发展壮大和才能的发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环境。
这个阶段出现的3个重要事件影响比较大。①科技人员走出大院，创办科技企业。具有代表性的有北京中关村一批批科技人员“下海”成立民营科技公司，中科院计算所投资成立了“联想”公司，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初具规模，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高技术开发区，带动了地区经济发展。②科研院所转制。伴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与其他方面的改革同步发展，科研院所面临着“调整结构、转变机制、分流人才”，一些科研人员为了生存也“下海”或转行，有的单位在改革方案中，硬性规定科研人员的创收任务科技服务案例，使科研人员在探索的同时承受着创造经济效益的压力。虽然最后安全度过，但这一过程比较曲折艰辛。③国企改革与企业科技工作者的分流，其中有从效益不好的企业流向效益好的企业的，有在企业资产重组、承包过程中，凭借多年经验和技术专长，个人或几个人联合起来承包企业或一个车间的，也有利用自身技术成果创办企业或合伙企业的。企业科技工作者承担的更加强烈。
1986—2000年，这一阶段培养的科技类毕业生和留学生人数相比于前几个阶段均有较大的增长，但是学成归国人数的比例大大降低。
在这一阶段的15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的科技类毕业生人数共计562.16万，年均培养37.48万人，是前一阶段年均培养数的2.76倍，获得历史性的突破增长。从1992年开始，大学的招生人数增幅较之前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尤其到1999年，高校扩招，增幅进一步扩大。从1994年开始，高校科技类毕业生的数量明显占优势，无论是科技类招生数还是科技类毕业生数的占比都在60%左右。同时，高校科技类学生开始出现求学期间提早离校、没有如期毕业而下海创业寻求市场就业或离开体制内岗位的现象。
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显示，这一时期国家派出的公派留学人员20.28万人，同期回国人员为6.81万人，回国比例大大减少企业的四个特征。这一时期，受一些因素的影响和政策的调整，公派留学人数经历了1989年后逐年递减，1992年、1993年后大幅增加的过程，1996年后留学的理工科的比例达70%以上。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科技工作岗位有了相应的变化和发展，除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外，经济、法律及管理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和应用岗位也进入了科学技术职业的范畴。另外，考虑到部分技术职业如高级技师、乡村医生等岗位涌现出一批在实践工作中自学成才的科技人员，因此，从这一历史阶段起，本研究科技工作者所涉及的数据除了之前的第1类人员，还包括第2类人员，即具有高级职称的经济人员和法律类人员，具体包括高级经济师、高级会计师、高级统计师、一二级律师公证员（因此部分人员数据仅从1983年开始有统计，所以这一阶段仅有1983年、1984年和1985年的数据），以及第4类人员（这一阶段实际上还包括第3类人员，即辅助科技工作的人员，包括科技管理和、专职科普活动人员，但因缺少统计数据，且数量不大，故忽略不计），即不具有高等教育学历但从事科技工作的人员，包括高技能人才和乡村医生。另外，自改革开放后，由于我国非公有经济的出现，相当数量的科技工作者开始进入非公有经济领域，之前由于数量很少忽略不计，但从1983年，尤其1984年“下海”潮开始，非公有体制内的科技工作者数量和比例越来越大，其中数量最大的是工程技术人员，已经成为科技工作者重要的组成部分。
虽然这一阶段我国市场经济的引入和体制改革，使不少企业的科技工作者面临分流甚至下岗，但是多种改革举措仍然保证了科技工作者群体获得平稳和强劲的发展。
工程技术人员从占比30%增长至近50%。从专业结构来看，卫生、工程和科技教学人员占比相对较高，三类总和每年均在80%以上，其中工程技术人员增长明显（图8）科技服务案例。科学研究人员数量相对减少，这是当时剧烈的改革对科技工作者群体分化、分流的影响。社会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对科学技术的需求增多，科技与社会的融合越来越深入。
中级职称及以上人员占比从不到20%增长至40%。随着职称评定制度的改革，打破了10多年来“评聘结合”的传统模式，实行“个人申报、社会评审、单位聘任”的评聘分离制度，在非公有制企业从业的科技工作者参与职称评定的数量增多。根据《全国专业技术人员统计资料汇编》的数据和推算，中国中级职称以上科技工作者数量占全部科技工作者的比例从1985年的14.32%增长到2000年的40.05%，我国相对高层次人才得到了较好的发展，科技工作者的水平有较大的提升。
我国东部地区科技工作者总量占据绝对优势。根据《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0）等统计数据的综合测算，从区域分布来看，2000年我国东部10省科技工作者总量占全国的39%，而西部12省的科技工作者总数仅与拥有半数省份的中部地区持平（25%），东北部地区只有11%。
从21世纪起，中国科技发展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国家在战略层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科技发展战略逐步升级。2005年，国家提出坚持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方针。2006年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提出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新时期科技工作方针。党的进一步提出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首要途径。
2012年9月《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颁布，其确定我国科技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建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2015年3月《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下发，明确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战略蓝图”，指出将从八大方面30个领域着手，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地。2016年5月，习总在“科技三会”上指出“党中央今年颁布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目标是，到202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自党的、十九大以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已经提到了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习总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提出了新时期科技创新要坚持三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党和政府对科学技术功能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扩展，中国科技创新走上了快速路，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这一时期，国家教育经费总投入显著增加，继高校扩招后，中央决定在原211工程的基础上，开展以高校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的985工程和以中国科学院改革为目标的知识创新工程。这样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保证了科技工作者的发展。中国科技工作者队伍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发生了突变。
培养科技类毕业生约4300万。受20世纪9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急速扩张，毕业生数量滞后显现的影响，作为科技工作者重要来源的高校科技类毕业生数量急剧增大，尤其到了后期，每年约有700万高校毕业生，其中科技类毕业生占全部毕业生的比例基本稳定在50%~60%。16年间，科技类毕业生数量约为4300万。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阶段的高等教育除普通高校不断扩招外，高校、网络高校应运而生，并得到发展。这些科技类毕业生属于科技人力资源范畴，并没有全部充实到科技岗位。
这一时期的科技工作者总量除了上一阶段增加的具有高级职称的经济人员、法律类人员及技能型人才，根据实际情况又增加了科技工作的辅助和，具体包括专职科普人员和科技管理人员。
工程技术人员占科技人员总数的50%以上。这16年，我国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科技工作者的增幅很大，几乎所有门类的科技工作者的数量都有比较大的增长。其中，作为制造业大国，工程技术人员的数量始终保持第一位。2016年，工程技术人员占据科技工作者总量的比例为53%，数量增长了2倍。与此相关的技能型高级人才的增幅达到了4倍，这两项加起来超过了总量的六成（64%）。农业技术人员增长了3倍多，科学研究人员也增长了1倍多，数量创历史新高，这是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得到大发展，科研能力增强的线）。作为对照，受国家机关精简、公务员岗位不能扩招的影响，科技管理人员数量和占比几乎没有增长。
高层次科技工作者的来源明显增加。这一阶段，作为学历层次较高的科技人力资源的研究生毕业人数从1978年后快速增加，存量稳步增长。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科技服务案例，增长迅速，至2014年，研究生毕业人数达54万，存量达485万，其中，博士研究生的数量也在稳步增长。留学回国人数大幅增加，也增加了高质量科技人才的供给。
科技工作者区域分布差异进一步加大。2010年科技工作者区域分布差异进一步加大，数量最多的5个省市是广东省（323.15万）、江苏省（319.37万）、山东省（276.77万）、北京市（240.05万）和上海市（216.84万），几乎都是经济发达地区，最多省份的数量是最少省份的86倍，数量分布差距进一步加大。区域分布显示，东部10省科技工作者总量达到全国的1/2以上；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数量相近，分别占20.22%和19.74%，中部略高于西部；西部12省科技工作者总量不到全国的1/5，东高西低现象极为显著。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总量从1949年的26万增长到2016年的5282万，增长了202倍。从数据可以看出，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科技工作者的数量在1955年达到100万的规模（105万），1975年达500万规模（504万），1985年达1000万规模（1035万），增速逐步加快；2002年达2079万，2007年达3009万，2012年达4200万，从2000万到4000万翻一番只用了10年；4000万到5000万仅用了3年（2015年近4999万，2016年5282万）；数量呈现指数级增长（图11）。
首先，我国高校科技类毕业生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比例和数量均有大幅增加，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增长迅速。历史上我国研究生的存量在1959年才刚超过1万，到1987年达到10万，之后几乎每3~5年翻一番，到2014年达485万。其次，出国留学的学生数量和海外归来的留学生数量均有大幅度的增加。作为新鲜血液，他们充实到科技工作者队伍中，提高了科技工作者群体的质量。同时，科技体制改革的实施，保证了科技队伍的有序发展，释放了科技发展内部的动能，1985—2000年，科技队伍中中级职称以上的占比从不到二成增长至四成。科技工作者的水平和层次均有提高。
数据显示，科技工作者群体中工程技术人员的数量和比例占据了绝对优势，这一群体的增幅也很可观，2016年占比超过了50%。这与中国推行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进而实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科技强国的国家战略相匹配，也是我国从制造业大国迈向制造业强国的充分体现。同时，科技工作者的区域分布也与国家经济发展的现状相一致，经济发达地区的科技工作者数量明显占据优势。
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工作者队伍的发展壮大，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好见证。科技工作者数量的稳定高速增长和质量的大幅提高，得益于我国几十年来的和平发展环境，得益于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势能得以充分释放、获得持续的动力，得益于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和大力投入，得益于我国教育事业迅猛发展培育了丰沛的科技人力资源，得益于国家发展战略对科技事业需求的深度挖掘，得益于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逐步升级和全力推动。中国现在已经步入了科技大国的行列，一个专业齐全、结构合理、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科技工作者群体的发展，是未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人力保障和人才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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