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今的科技水平科技型企业划分标准中国科技实力的表现臻迪科技公司现状
我国科技发展面临的情势发生变化，探讨如何以科技自立自强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科技发展面临的情势发生变化，探讨如何以科技自立自强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科技自立自强面临的障碍主要包括研发经费投入结构有待完善、科技人才队伍有待加强、科技管理方式有待优化、科技评价体制有待改革。对此，我国应在继承历史经验、尊重科技发展规律、自力更生又开放融通、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作用的基础上，立足新情势，以系统观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高创新效率、科学认知风险和科技管理对风险的适配性。
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科技自立自强是促进发展大局的根本支撑”。2021年1月习总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必须更强调自主创新”。2021年5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坚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在几个月内中央4次强调“科技自立自强”，科技自立自强已被赋予国家发展战略支点的功能。
科技自立自强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之初便被确立为基本国策并一直坚持。1956年制定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中指出“使我国建设中许多复杂的科学和技术问题能够逐步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加以解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我们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
马克思认为科技是可以引起生产关系变革的生产力，生产力中劳动者要素起主导作用。科技作为生产力的知识形态，其发展是一种特殊的运动形式，受其自身规律与运动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进入“十四五”时期，国家发展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以此为视角审视我国科技发展中国如今的科技水平，正面临四种情势变化。
历史上五次科技均导致科学体系结构巨变，引发技术经济范式更替，深度改变人类观念意识和生产生活方式。业已发生的五次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均重构全球竞争格局。即将发生的第六次科技以生命科学为基础，融合信息科学和材料科学。人类文明在技术上有可能实现永生，知识鸿沟永续且拉大，人际间的不平等加剧。世界科学中心第六次转移将重构国际分工链，各国在世界产业价值链中面临重新定位，创造“东亚奇迹”的雁阵模式面临失效。
科技发展工程化、整体性臻迪科技公司现状、高风险等特征日益显现，科技发展日益依赖科技基础设施支撑臻迪科技公司现状，世界科技竞争格局面临重塑。2000年后美国拒绝中国参与由其主导的国际空间站计划，企图以此遏制中国空间科技发展。中国因此启动“天宫”计划，独立建造空间站以破解发展困局。在小科学主导科技发展的情势下，后发国家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国家创新模式，发挥后发优势，分享发达国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知识外溢效应衍生出的红利，降低创新风险和成本。在大科学主导科技发展的情势下，其工程化特征使得知识发现与应用趋于同步，后发劣势远大于后发优势，以跟踪方式开展研究困难加大。
全球化是基于比较竞争优势在全球配置分工链的产物，比较竞争优势取决于生产要素供给数量、结构和价格。绝对竞争优势源自及时调整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和条件，以适应生产要素供给变化中国如今的科技水平，保持生产要素高效配置。绝对竞争优势决定比较竞争优势。19792018年，中国经济在长达四十年间保持GDP年均增长9.4%，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渐衰减，面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经济发展亟待转换动能。谋求绝对竞争优势，挑战既有国际分工格局，必然导致发达国家加剧对我国的科技遏制。如《瓦森纳协定》严重制约中国半导体发展；美国以《沃尔夫条款》围堵中国航天发展；欧盟不断提高审查门槛以阻碍中国并购，严控对华技术转移。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高质量发展，需要发展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需要根据本国要素禀赋特点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全球各国煤炭已探明可采储量中国位居第三，但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既需要碳减排并落实碳达峰，同时又必须充分利用丰富的煤炭资源，以清洁利用实现碳中和，因此发展清洁煤利用技术对中国意义非凡。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有力保障生存权和健康权。民以食为天，从“吃饱”向“吃好”转变是小康社会的基本特征。联合国2020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粮食危机加剧，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正是在国际上具有绝对优势的杂交水稻技术，有力地保障了粮食产量科技型企业划分标准，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987年，英国著名学者弗里曼在研究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时发现，其成功经验在于国家创新系统使国家具备持续有效支持创新活动的核心功能，组织创新活动得以由自发转变为自觉。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创新系统能够更高效而主动地组织创新活动的体现。系统发展的动力是协同，协同包括系统内各要素的协同、系统与环境的协同。创新系统的基本功能在于配置和使用创新人才、研发经费、创新平台等资源要素，借助科技管理体制运行，通过科技评价制度调控运行，实现与所处创新环境的协同。审视创新系统，可发现制约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四个障碍尤为凸显。
研发经费投入是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必要条件，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需要完善创新链，进而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首先，目前研发经费投入创新活动的类型结构不尽合理，作为创新源头的基础研究投入占比相对偏低。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的《2019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在社会研发经费中占比为6.03%，而发达国家为1520%，我国占比不及发达国家的一半。其次，区域间研发投入不平衡加剧，阻碍了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2019年有7个省份研发投入强度超过全国平均值，其中6个省份位于东部地区，研发经费内部支出额西部地区仅为东部地区的1/5。第三，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相对不足。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20版欧盟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报告显示，全球研发投入最多的2500家企业的研发投入总额中，美国占38.45%，欧盟占20.89%，中国占13.14%，差距相对较大。最后中国科技实力的表现，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难以支撑大科学项目。美国总统拜登于3月31日在匹兹堡公布的总额达到2.25万亿美元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就业计划中，预计投入400亿美元升级国家研究设施，包括联邦实验室和大学实验室。相较于此，我国大科学设施建设投入有待加大。
首先，我国科技人才规模尽管已位居世界前列，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相对不足。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主要科技指标显示，我国千名就业人口中拥有研发人员2.41人，仅为日本及美国的1/4。其次，科技人才区域分布不平衡，阻碍了创新潜力的发挥。东部地区研发人员规模占全国的63.2%，约为西部地区规模的4.6倍。第三，创新型人才匮乏。全球专业信息服务提供商科睿唯安公布的2020年“高被引科学家”名单中，中国学者占12.1%，美国学者占41.5%，存在较大差距。2015年我国刚实现诺贝尔三大自然科学奖零的突破，相较日本“19年19个诺贝尔科学奖”的成就差距较大。
在两院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总指出，“科技管理改革不能只做加法，要善于做减法”。科研管理中目前还存在违反创新活动规律，以致抑制创新活力的现象。在原始创新模式下，研发风险更多源自科学的不确定性。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主导国家创新模式的条件下，技术轨道相对稳定，市场不确定性对研发的影响相对更大。着力于调控市场风险，以目标为导向的任务式管理相对效率更高。在新一轮科技影响下，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新业态层出不穷地涌现，技术轨道变轨更为频繁，科技管理需应对的认知风险大幅加大。应对该情势变化需进一步激发科学家的积极性，在研发活动中赋予科学家更多的主导能力。目前政府直接干预创新资源分配偏多，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为此，需要保证科研人员从事直接科研活动的时间，避免把大量精力花在不必要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活动上。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强调“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中国科技实力的表现，要用好科技成果评价这个指挥棒”中国如今的科技水平。完善的科技评价体制有利于创新资源有效配置科技型企业划分标准，激发创新人才积极性臻迪科技公司现状。目前我国科技评价体制存在以下不合理现象：评价标准单一，囿于论文、专利、经费数量等“数字绩效”，未突出标准多元化导向；评价周期不足，强化短期行为，缺乏中长期评价，不适应大科学项目难度大、周期长的特点，不利于原始创新；评价主体有待完善，需要强化同行评议，减少科技评价中的行政干预，将学术评价权交由科学家行使。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不同历史时期，我国都高度重视科技事业，面向不同发展阶段开展科技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科技服务于立国、摆脱落后贫困的面貌、满足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这一时期我国发展科技主要学习苏联，但不依赖苏联。改革开放后，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技服务于摆脱短缺经济、实现经济起飞的目标，这一时期我国致力于提高科技转化能力，避免国家在国际分工链陷入“低端锁定”。从不同历史时期科技发展进程审视我国发展科技事业的经验，可发现共性有三。
科技发展受其自身规律与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发展科技必须遵循固有客观规律，按规律办事。我国面向不同发展阶段，科学推动科技事业发展。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立足科技发展现况，科学地提出“跟踪发达国家科技发展”的战略，按科技发展客观规律组织科技活动，量力而为，有所为，有所不为。随着中国科技发展由“跟跑”阶段转向“并跑”“领跑”阶段，我国相继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发展目标。目前，新一轮的科技和产业变革兴起，大科学科研范式与绝对竞争优势占据主导地位，为应对科技发展所处社会环境与其自身状况的变化，我国应继续在遵循科技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推动实现科技自立自主自强。
中国坚持科技创新自立自强，既自力更生，又积极融入世界，开放共赢。高速铁路科技重大项目的实现就是成功范例，既引进外方制造技术，又依托中国工业的技术能力，将引进的信息转化为知识中国如今的科技水平，开发自主技术中国如今的科技水平，发动以高铁全面替代传统铁路的激进创新，最终实现中国高铁领跑世界。目前，面对绝对竞争优势地位凸显、科研范式转换和世界科技竞争格局重构的情势变化，我国应继续在提升自主创新水平，强化科技独创性的同时主动开放合作，深度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深入嵌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在开放中实现更高层次的自主创新。
政府在规划科研布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科技自立自强，既要充分发挥政府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的基础作用，又要充分发挥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如新型科技举国体制的构建，政府聚焦国家战略发展，发挥规划引导职能，市场决定科技资源配置，调动一切有利于科技创新的主体和要素的积极性，形成推动自主创新的强大合力。面对大科学逐步成为科研范式的新情势，新型科技举国体制成为必然选择。摆正政府职能定位，强化市场配置资源作用，是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必要举措。
科技创新面临情势严峻。《科技日报》曾推出专栏报道我国35项“卡脖子”技术，报道显示我国在航空航天、智能制造等制造领域，医药、通讯等民生领域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在新发展阶段，国际科技竞争格局重塑，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国内经济发展亟需转换动能。对此，我国既要继承发展历史经验，又要针对新情势采取有力举措。立足新阶段中国如今的科技水平，审视当前创新环境发生的变化，需要协调好内外双循环系统、科技创新的“好”与“快”、科技创新的高投入与高风险这三对关系。为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顺应全球化趋势，将自身嵌入国际分工链，已实现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形成了“世界工厂”发展模式。但当前反全球化浪潮涌动，绝对竞争优势地位突显，我国应摆脱作为国际分工链一环的定位桎梏。对此，我国作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抉择，加快构建“双循环”系统，一方面要将发展重点置于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降低对外依存度，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使得技术适应并支撑要素供给，重构生产链；另一方面以科技自主创新塑造新优势，提升我国在国际标准制定和技术轨道选择上的话语权，掌握全球价值链治理主导权。
当前科技创新所处社会环境变化对科技创新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要表现为新业态新产业发展迅猛。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三新”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其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超过17%科技型企业划分标准。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迫切需要提高研发速度，以高投入追求产出量的粗放发展模式已不再适用，必须以更高的投入产出比实现高效发展。数据成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创新链与生产链融合，要求实现高效创新。对此，我国应提高创新效率，抢占标准之争的先机与市场份额，促进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转化为绝对竞争优势。
当前科技创新所处社会环境中的风险陡增，主要表现有大科学逐步主导科技发展，这一科研范式具有高投入、高风险的特点。近年来我国转变创新模式，强化原始创新。相较跟踪创新，原始创新面临的成本和风险大为增加。对此，一方面我国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提高研发风险认知能力，另一方面增强科技管理与科技评价对风险的适配性与包容性，处理好创新活动高风险属性特征与财政科技资金管理追求低风险目标之间的矛盾关系，优化科技资金来源渠道与投入方式，加快构建科技创新容错机制，为科技人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营造勇于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氛围。
【本文作者为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政府绩效评价中心副主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余梦婷对本文亦有贡献】
[2]习：《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线年度“高被引科学家”名单出炉，中国科学家已占12%》，中国经济网，2020年11月8日。
[4]路风：《冲破迷雾揭开中国高铁技术进步之源》，《管理世界》，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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