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杂志中国科技创新的现状趋势主图源码
本文从“虚假新闻与社会共识”、“女性与种族”、“音视频与流媒体”、“传播与公众”、“传播技术与行业变革”与“跨界融合与格局重组”等六个当前全球新闻传播业的热点线 年全球新闻传媒业的发展前景和潜在趋势进行梳理和分析
本文从“虚假新闻与社会共识”、“女性与种族”、“音视频与流媒体”、“传播与公众”、“传播技术与行业变革”与“跨界融合与格局重组”等六个当前全球新闻传播业的热点线 年全球新闻传媒业的发展前景和潜在趋势进行梳理和分析。这几个维度也是今年考研非常热门的议题，特别是在性别问题、媒介融合与媒体转型、算法技术普及、短视频红利爆发的一些趋势和背景下，对于同学们从全球的视野理解当前的传播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摘要：在经历了2016年的喧嚣与躁动后，2017年全球新闻传媒业进入稳步调整期，亮点和焦点主要包括：假新闻的治理开始迈出实质性的步伐，从单向阻断虚假信息的传播转向对网络生态进行综合治理；全球新闻传媒业经历了一场“音视频转向”；以“我也是”（#MeToo）为主题的全球网络社会运动则将性别与种族问题重新置于聚光灯下，等等，为2018年全球新闻传播的进一步转型升级铺平了道路。本文从“虚假新闻与社会共识”、“女性与种族”、“音视频与流媒体”、“传播与公众”、“传播技术与行业变革”与“跨界融合与格局重组”等六个当前全球新闻传播业的热点线 年全球新闻传媒业的发展前景和潜在趋势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为国内学界和业界提供镜鉴。
在经历了2016年政坛“黑天鹅”频出、“后”泛滥成灾的喧嚣和躁动之后，全球新闻传媒业进入了稳步调整期趋势主图源码。各国政府、互联网企业与“国际事实核查网”（IFCN）等民间组织共同出击，掀起全球多方合力阻击假新闻的浪潮。在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第三次产业的带动下，人类历史上又一次“传播”正在重塑全球新闻传媒业的规则和格局。音视频成为全球新闻传媒业新的风口，特别是4G技术、智能音箱的普及和互联网巨头的积极参与推动了播客、短视频、直播、虚拟/增强现实（VR/AR）等新的传播形式渐入主流，从而使2017年成为全球新闻传媒业“音视频转向”的重要节点。全球互联网领域由谷歌和脸书主导的“双头垄断”格局依然稳固，但“阅后即焚”（Snapchat）和“图片墙”（Instagram）等偏重“视觉化”的新兴平台的活跃度不断提升，代表了社交媒体领域的变革趋向。2016年美国大选中由算法推送所导致的假新闻泛滥引发了广泛关注，学界要求互联网巨头公开其运行机制的呼声愈趋高涨。在全球各大社交新闻平台当中，来自中国的“今日头条”主动公开了部分算法机制，率先回应了公众对于互联网企业加大公开透明力度的期待。在法德等国的大选中，脸书、谷歌等互联网巨头采取了一些相应措施科技杂志，防止通过“滥用”算法推送操纵选举和的“黑天鹅”事件再度出现。
回顾2017年的全球新闻传播业，虽然没有再现2016年那样的喧嚣与躁动，但在稳步调整中也蕴含着变革和突破的征兆。为了更为全面而准确地研判2018年全球新闻传播发展的新趋势，清华大学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继续与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实验室、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等国际知名研究机构开展合作，邀请了近百位国际知名学者和业界高管对2018年全球新闻传播业的发展作了前瞻性的预测。本文对访谈内容进行了整理和编译，基于“虚假新闻与社会共识”趋势主图源码、“女性与种族”、“音视频与流媒体”、“传播与公众”、“传播技术与行业变革”与“跨界融合与格局重组”等六大热点线 年全球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前景和潜在趋势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为国内学界和业界提供镜鉴。
在经历了跌宕起伏的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假新闻（fake news）和后（post-truth）一度成为年度热词。虽然从历史上看，假新闻一直与新闻业相伴相生，先后在19世纪末的“新闻”时代、20世纪初叶的“爵士新闻”时代和20世纪60、70年代的“新新闻”时代形成过三次，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轮假新闻的浪潮是由生态极化和社交媒体兴盛而助推。2017年10月，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发表的一份报告称，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都有通过社交网站上的虚假新闻操纵的情况出现。“脸书”（Facebook）在2015-17年间检测到了3000个虚假广告和470个发布煽动性内容的虚假账户，这些内容在大选期间显著地影响到了走势。不仅是在美国，假新闻的浪潮还蔓延到了欧洲。例如，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当选总统马克龙本人就曾深受假新闻的困扰。无怪乎他在2018年元旦发表的首次新年献词中誓言推动立法，重拳打击假新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全球范围的假新闻“狙击战”开始打响。2017年4月，德国通过了针对社交平台的监管法案——《网络执行法》（Network Enforcement Act），成为第一个立法限制社交媒体不当言论的国家。这项法案已经于201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要求社交媒体平台主动担负起内容核实与审查的责任。此外，美国的非盈利新闻机构（Poynter）发起建立的“国际事实核查网”（IFCN）代表民间力量积极参与综合治理假新闻的行动中，主要利用互联网的“众包”机制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事实核查员”队伍。
在政府、互联网公司和民间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假新闻与后泛滥的势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有学者因此认为，新闻业正在从2016年的噩梦中逐渐走出来，通过曝光“通俄门”和好莱坞高管性骚扰等产生重大影响的调查报道重建自身的声誉（Herman, 2017）。显然，通过技术手段遏制假新闻在社交平台上的泛滥只是第一步。对于新闻业而言，如何重建在假新闻浪潮中受损的公信力，进而使得新闻业重新成为凝聚社会共识的力量，这将是2018年各国新闻机构共同面临的挑战。
在多位受访的学界和业界人士看来，提升媒体的透明度将是重振新闻公信力和重建社会信任的切入点。“透明度”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的美国新闻界遭遇了“爵士新闻”所带来的假新闻浪潮的冲击。对透明度的追求要求新闻机构建立全面和一致的规则和机制来验证信息的准确性，并且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来呈现这些规则和机制。从实质上看，这些规则和机制旨在通过新闻生产流程的透明化来保障内容的准确性和客观性。而在社交平台当道的今天，提升“透明度”不仅要求专业媒体以规范化的方式采编新闻，而且还要求媒体尽可能公开与新闻报道相关的素材——包括信源、观点以及相关主题的背景材料，让公众参与到新闻生产当中（Newman, 2017）。
在增强新闻采编流程的透明度方面，《华盛顿邮报》走在了前列。它将自己开发的一套集成出版平台（Arc）推向新闻界，并免费提供给一些校园媒体使用。许多工具被集成到该平台上，不仅让更多专业同行、民间自媒体和公众参与到该报的采编工作中，也为受众提供了更为详尽的新闻背景资料。更为重要的是，利用这个平台可以将相关的背景材料制作成“嵌入式卡片”，在下一次写作同类报道时即可再次使用这些已有素材。
除了传统媒体机构之外，非营利的民间机构在这场“假新闻阻击战”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由自媒体机构“互联网档案”（）开发的“电视新闻档案”（TV News Archive）项目形成了一套以关键词和短语搜索为基础的视频识别机制，这套软件可以将视频内容转化为可下载的数据以供分析，这对于识别和遏制通过影像传播的假新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Watzman, 2017）。
相形之下，另一些学者对此持有悲观的看法。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者Claire Wardle认为，虽然假新闻得到了遏制，但更具迷惑性的误导性信息（disinformation）——即2016年以来大行其道的“后”（post-truth）——却在全球新闻场上愈演愈烈。以特朗普为代表的一批“反主流”人物在欧美政坛呼风唤雨，善于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制造误导性信息，利用炒作热点，冲击西方社会固有的价值观和成规。在大多数受访学者看来，这种趋向也是新闻业需要关注和警惕的。此外，她还认为视觉化的虚假信息会变得更为普遍。伴随着短视频的兴起，如何阻断流媒体平台上假新闻的传播将是未来学术界需要反思的问题。
学界关于假新闻和后线年继续下去，但“让假新闻研究走出实验室”的呼声却日益高涨起来（Mantzarlis, 2017）。从总体上看，全球多方合力打击假新闻有望在2018年获得实质性的突破，政府、互联网企业、专业媒体和民间自组织等“利益攸关方”将探索建立更为有效的联动机制。从更为本质化的角度来看，如果说2017年新闻业提升“透明度”的努力聚焦于新闻生产流程和算法推送等技术层面——即“如何”来进行新闻传播中国科技创新的现状，那么2018年的目标应当转向价值观层面——即明确告诉公众“为何”要进行新闻传播。
《时代》周刊将2017年度人物授予一群大胆公开自己遭性侵犯或性骚扰经历的“打破沉默者”（Silence Breakers），其中包括揭露好莱坞金牌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性丑闻的女演员贾德、互联网企业优步（Uber）公司前工程师福勒等，她们和成百上千受害者共同推动了以“我也是”（#MeToo）为主题词的全球网络社会运动，分享自己曾经遭受的不幸经历。这一运动迅速引发了《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的持续关注。在不到半年时间，#MeToo这一标签在推特上被使用了超过50万次，45%的Facebook用户通过相互链接参与或表示支持，引发了2010年“占领华尔街”以来声势最为浩大的一场线上公动，数十位声势显赫的男性大亨名流为自己的不当行为公开道歉，其中绝大多数遭到了各种形式的惩戒，有的还被告上法庭。
在此背景下，新闻采编部的性别和种族的不平等问题再次引发了新闻业的关注。白人男性中心主义长期以来一直是欧美新闻业的隐形价值观，女性在媒体行业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成为无人敢于挑战的“惯例”。就连最先曝光韦恩斯坦性骚扰丑闻的《纽约时报》也承认，男性在他们的新闻采编部中占据绝对优势。全球最大相机制造商之一的尼康（Nikon）公司选出的32位杰出摄影记者竟然全部为男性，此举引发了女性同行的强烈不满。在普利策奖、乔治·波尔克奖和罗伯特·卡帕金奖等世界重要新闻奖的评选中，男性获奖者的数量长期以来占据绝对优势（Ferris-Rotman, 2017）。
从历史上看，女性在新闻传媒业中的劣势地位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早在20世纪初期，芝加哥、底特律等许多都市报的新闻采编部都是由女性所主导的。但此后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女性记者和编辑离开了这个行业。与其他许多行业一样，新闻业也成为男性一统天下的领域（Simmons, 2017）。2016年底由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实验室发布的2017年全球新闻业预测中，新闻博客聚合网站“赫芬顿邮报”的创建者之一Rachel Sklar曾经预言“女性的声音将会崛起”。2017年风起云涌的“我也是”运动便是对这一预言的回应。曾经对“性骚扰”等敏感话题讳莫如深的女性和同性恋者等弱势群体主动发声，为推动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共同努力。
由于这一运动所营造的巨大声势，有学者认为女性将有机会在未来的新闻业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不仅会有更多的女性进入媒体高管行列，而且新闻报道也会更多以女性的视角和话语得以呈现（Coogan, 2017）。女性还会因为重新占据新闻业的话语权而更加关注类似的议题，进而推动整个社会深入理解和相应尊重包括女性在内的边缘弱势群体的社会角色及其合法权益。
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资深记者Tanzina Vega（2017）认为，“我也是”运动对于新闻业的价值不仅仅局限于女性的话语和地位，它将会让整个行业进一步反思当前新闻采编部门的结构失衡问题。调查显示，美国媒体的新闻采编部中白人比重高达84%，从主流大报的头版到广播电视频道的新闻主播台，有色人种（特别是女性有色人种）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中国科技创新的现状，也不太可能出任媒体高管的职务。
回头来看，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主流新闻业显著低估了包含种族主义的议题和修辞在竞选中所发挥的作用。白人选民和有色人种选民在媒介平台和新闻产品的选择上出现的“极化”趋势，加之社交平台的“回声室”和“过滤气泡”效应，极大地阻碍了不同族群之间的相互理解与融合。有鉴于此，“我也是”运动将成为导火索，迫使美国新闻业直面社会阶层撕裂的危机，并且做出有针对性的调整。正如号称“短视频界的CNN”的新闻网站Now This在评论“我也是”运动中所提到的那样，“世界已经发现了集聚愤怒的力量，性骚扰将不是唯一能够引爆网络的议题，种族主义也许就是下一个”（Bui, 2017）。
目前，全球新闻传媒业正在经历“音视频转向”。2017年以Amazon Echo和Google Home为代表的智能音箱迎来“井喷”期，全球销量突破3000万台，进入了55%的美国家庭。这使得多年来被边缘化的音频产品成为各大媒体机构关注的焦点。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对全球150家主要媒体的高管进行了访谈，58%的受访者称，2018年将把开发以播客为代表的音频产品作为新的增长点，这个比例超过了“长视频”(47%)，为VR（25%）的两倍多。另一方面，智能语音技术与移动端“小屏”和电视大屏的深度融合也将成为未来全球新闻传播转型升级的突破口之一。
视频领域普遍被认为是移动互联网行业的下一个风口。从2012年成立的新闻短视频网站NowThis，到2016年推特收购的社交平台Vine，短视频由于契合了移动互联时代的碎片化传播趋势而得以快速发展。这种新的传播形式引发的行业变革让人联想起上世纪5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电视震荡”（TV shock），它对新闻传媒业产生了全方位、全链条的影响。数据统计机构Statista在2017年底发布的一项面向16岁青少年的调查显示，47%的受访者认为Snapchat（阅后即焚）是最重要的社交平台，其次是Instagram（图片墙）、脸书和推特。借助短视频和直播的兴起，Snapchat和Instagram等新兴社交平台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打破脸书和谷歌对网络空间的“双头垄断”。
另一方面，短视频和直播所具有的线性、集中化，情感驱动等特点也改写了互联网的叙事规则与传播形式。互联网曾经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基于文本的、由思想和理性驱动的“阅读网络”，现在则演变为高度中心化的、基于图片和影像的、由情感驱动的“收视平台”。简言之，互联网变得越来越像电视（Derakhshan, 2017）。来自于主流新闻机构的记者选择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进行报道。更多的草根网民则借助直播成了“网红”和“自媒体人”，这就使得互联网用户更加趋于碎片化和分众化。互联网的流量和广告开始涌向主打播客、短视频和直播的新兴平台，这无疑对力图实现数字化转型的传统主流媒体又提出了新的课题。
但是，一度面临严峻挑战的电视业却从中发现了新的机遇。视频领域的发展无疑为传统电视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驱动力。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未来的电视将更像数字媒体，而其他媒体会更像电视。例如，一些电视记者会在Instagram等平台上发布短视频报道以吸引年轻人的关注，某个电视频道将其内容在YouTube网站同步更新，并且打造为Netflix网站量身定做的流媒体节目。换言之，2018年电视和其他媒体在内容与形式上会进一步相互交融，电视媒体会更加“数字化”中国科技创新的现状，而数字平台则会更加“电视化”（Echevarría, 2017）。
在一些学者力推“音视频转向”的同时，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的报告则大胆预测，短视频和流媒体的风口期将在2018年结束。这个观点也得到了一些业内人士的支持。他们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受众需要更多的短视频产品。2017年底，一些短视频门户的点击量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下滑趋势。广告商则敏锐地把握到了这种趋势，并且据此开始调整营收布局。对于新闻业而言，需要重新审视文字记者和编辑的作用，文字内容的生产不应遭到媒体管理层的“战略性抛弃”，而是应当重新调整文字与视频内容的比重（Banikarim, 2017）。
在短视频内容趋于饱和的情况下，也有一些媒体将目光投向了能够承载更多叙事内容的长视频。在市场趋于饱和的状况下，用户经常会看到一些内容相似、缺乏深度的短视频，这就促使一些媒体机构尝试去制作更长的视频作为差异化产品推向市场。因此，2018年将会是承载深度叙事和评能的“长视频”（longform video）的爆发期（Ibanga, 2017）。最近在业界备受关注的是，号称“灰衣贵妇”的《纽约时报》计划在2018年进军影视业，将广受欢迎的新闻报道改编为影视剧或纪录片，辅以播客、VR等“衍生产品”推动“二次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新闻传媒业的“音视频转向”所转向的既非“短（音）视频”，也非“移动（音）视频”，最终应当转向的是具有高品质、深度内容的音视频产品。
自2016年美国大选以来，欧美新闻业开始重新审视其在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对公众的影响力。在经历了主流媒体集体“消音”“失灵”的大选后，新闻业开始对自身的角色定位进行反思。当拥有超过20亿用户的社交平台“脸书”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新闻媒体时，如何保障传播与公众良性互动的关系，新闻媒体如何在数字时代维护其公信力和影响力，这些都是值得学者和业界人士思考的问题。
对于大选期间社交平台大量推送虚假新闻的问题，学界已经不仅仅关注如何遏制社交媒体上的虚假新闻，而是如何推动互联网公司尽快建立起一套能够承担社会责任的推送机制，以减少”过滤气泡”和“回声室”效应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互联网巨头仍然在“技术公司”和“媒体机构”的定位之间游移不定的背景下，传统主流媒体依然要发挥其率先垂范的作用。《纽约时报》承诺将在其网页上反映更为广泛的多元观点，并且建立“读者中心”以收集和呈现来自不同读者群体的意见，从而帮助读者摆脱回声室效应的限制。作为对期待的回应，脸书进一步改进了自己的推送机制，将某些具有争议的内容标记出来，以此提醒用户他们正在阅读某些带有偏见的内容（Cassius, 2017）。
也有学者对于美国传统主流媒体能否继续在传播中发挥其表率作用表达了担忧。长期以来，美国新闻业——即自由主义体制下的市场驱动型新闻体系——都是以“流血上头条”这样的冲突新闻学为价值判断的基础。根据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Shorenstein中心的调查，美国主流媒体在大选报道中仅仅只有11%的内容与政策有关，而超过56%的内容都是基于“竞技框架”（game frame）的冲突式报道（Young, 2017）。
一些学者猛烈抨击当下的新闻报道中“竞技框架”占据主导的现状，报道的核心不再是政策的有效性和国家未来发展的前途，而是不同政党和派别之间之间的“搏击赛”。将视为“战略竞技”的做法侵蚀着公众对政党科技杂志、媒体等公共机构的信任，最终导致学界所担忧的“没有公民的”和“犬儒主义螺旋”成为现实。
2017年在特朗普入主白宫的第一年。总统与主流媒体“怒怼”，互相指责对方散布“假新闻”，成为新闻传播史上前所未见的“奇观”，同时也是美国传播中根深蒂固的“竞技框架”登峰造极的体现。2018年美国将迎来中期选举，俄罗斯、巴西、意大利等国也将进行大选，新闻业应当告别单纯对于党派冲突、竞技和戏剧化效果的追求，立足于更加务实的报道框架，让“人民”真正成为新闻报道的主角，从而有效弥合社会分歧，重新恢复多元、健康、理性的传播生态。
在向公众提供高品质的新闻报道的同时，市场驱动型的新闻媒体高度依赖于商业广告来获取利润。但在互联网出现之后，这种盈利模式受到冲击，难以为继。在十年前，美国报纸的利润中80%都来源于广告，而现在这一比重已经下降到50%左右。《纽约时报》近60%的收入来自订阅，这种模式对于高品质新闻报道至关重要，因为读者只会为他们真正感兴趣或者需要的东西付费。但在这种新的盈利模式背后，它迎合的是高收入、高教育背景的精英。随着主流媒体的“付费墙”越筑越高，普通读者能够获取的高品质新闻在急剧减少。2017年底，《纽约时报》选择将非订阅用户每月可阅读的免费文章数量从10篇减少到5篇，以期获取更大的利润。但是，新闻业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在这样的付费模式下成为空中楼阁。换言之，西方社会当前面临的“公民危机”无法用市场化、商业化的手段来解决。因此，2018年业界应当寻求更加行之有效的运营模式，超越营利导向的“付费墙”模式，重建和完善由纳税人支持的公共服务型传媒体系（Benson, 2017）。
纵观媒体发展史，每一次的技术进步都会搅动起整个传播行业的巨变。自从互联网出现以来，信息社会的到来为传播技术的演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无人机、机器人记者和VR/AR（虚拟/增强现实）等前沿科技相继问世，并对全球新闻传媒业产生深刻影响之际，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下一代技术也日趋成熟，继续推动传播技术的创新和行业结构的变革。
毋庸置疑的一点是，2018年传统主流媒体的新闻采编部将仍然由记者和编辑主导，但越来越多的技术“极客”和“创客”会加盟其中，重塑新闻媒体的组织文化。尤其是在特朗普上台后，他力推的“禁穆令”等政策直接冲击了互联网公司的国际人才流动。越来越多的技术精英亲身体会到对个体的影响力，在这个充满“焦虑”的时代纷纷转投格局更为宏大、影响更为深远的新闻业（Gibbs, 2017）。
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之下，新闻业对于精通代码、设计和用户体验的新型人才的需求量在增大。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等老牌学府要求学生必修数据挖掘、软件编程等技术类课程，并要求博士生——即未来的新闻传播学教授——修读此类课程，德州州立大学则更进一步，创立了以技术为核心的“数字媒体创新”本科学位项目（Royal, 2017）。这些案例都预示着新闻教育的变革将会走向纵深。无论对于新闻业界还是新闻教育界而言，与其固守着传统的新闻传播范式，不如主动引入这些新的理念、技术和产品，确保新闻媒体的组织文化能够跟上技术演进的步伐。
2017年最引人关注的前沿技术无疑是人工智能（AI）。在“阿尔法狗”及其升级版“阿尔法零”在围棋界展现其实力的同时，AI与新闻业的深度融合也在得以稳步推进，成为各国媒体机构进行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由机器人记者自动生成的报道已经成为路透、美联等全球主要通讯社的常态产品。值得一提的是，新华社在这场新闻业的AI创新大战中占得先机，获得了国际知名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陶氏（Tow）数字新闻研究中心主任艾米丽·贝尔（Emily Bell）的肯定中国科技创新的现状，称其在世界各大媒体机构中率先建立由AI驱动的新闻全链条生产，在人机协作的研发和运用上走在了欧美同行的前面（Schmidt, 2017）。
在获得2017年普利策新闻奖提名的系列报道中，《亚特兰大宪法报》利用AI技术对一些无良大夫对病人实施的性行为进行了深入调查。记者在AI的帮助下分析了超过10万份医疗记录，查找到了涉及医生不当行为的相关案例，并通过机器学习的手段对这些案例进行分析和评估，根据关键词为每个案例可能蕴含的性虐倾向打分（Fillion, 2017）。在这类大样本的调查取证中，AI能够显著地减轻记者的工作强度，同时有效提升了新闻报道的准确性。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和《华盛顿邮报》也都开始利用AI和算法等技术提升个性化推送的精准程度，同时通过专业编辑的介入确保受众能够接触多元化的资讯和观点，能够第一时间收到对网上流传的“后”的更正，从而有效避免广受诟病的“回声室”和“过滤气泡”效应（Charney, 2017）。但与此同时，学界对于算法推送等新技术伦理的质疑并未降低。如果算法取代人工编辑成为新闻的把关人，那么又由谁来为算法“把关”（McNeil, 2017）？从人工主导到算法主导，这场发生在新闻采编部内的权力转移中国科技创新的现状，还有待业界和学界的进一步讨论。但无论如何，经历了近年来、技术、媒体与社会之间的激烈互动，人们对新媒体的认知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技术并非绝对中立，算法同样可以被赋予新闻伦理和价值观。
展望未来，互联网技术领域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区块链技术日渐普及。2018年随着比特币期货开始在一些国家的交易所上市，这项具有颠覆性潜能的技术手段也开始进军新闻传媒业，有望解决当前新闻业面临的危机。由于区块链拥有分散式、去中心化的数据存储能力，它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追踪新闻或广告的传播路径，从而有效提升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和“透明度”（Parrish, 2017）。区块链技术会不会像AI和算法推荐等前沿技术一样经历从“造神”到“祛魅”的变化，答案或许能够在不久的将来揭晓。
2017年全球传媒产业的发展状况呈现出显著分化的态势。电影、游戏等娱乐产业蓬勃发展，其中全球电影票房总计399.2亿美元，增长了近3%；全球游戏产业总收入近1160亿美元，同比增长10.7%。相比之下，新闻业和广告业的增长仍然较为乏力。不同行业之间的商业模式和发展前景存在显著差异。
但另一方面，不同行业之间的跨界融合也获得了一些突破。例如，江河日下的传统新闻业和势头旺盛的网络游戏业之间相互碰撞出火花。《纽约时报》推出的“方言测试”、《华尔街日报》的“财务气泡”和《金融时报》的“优步司机”等新闻互动游戏的关注度与热点新闻报道不相上下，并且吸引了大量的注册用户（Blejman, 2017）。这类新的产品不仅为千禧一代的用户提供了有益的新闻资讯，同时也为媒体机构带来了可观的流量和利润。
但是，单纯依靠游戏或其他新兴业态无法解决当前新闻业所面对的营收困境。如今越来越多的互联网用户安装了弹窗，从而使方兴未艾的互联网广告业面临利润下滑的威胁。在此背景下，互联网公司与媒体机构纷纷选择另辟蹊径。脸书等社交媒体进军新闻业，推出“即时文汇”（Instant Article）的平台并承诺向选择入驻的媒体返回一部分广告营收。此外，传统媒体机构都在千方百计开拓新的营收途径：英国的《卫报》通过与基金会合作在美国建立了扶持深度新闻报道的非盈利组织；《大西洋》月刊发起了“付费会员”服务，著名的科技文化杂志《连线》也设置了付费墙以提升收益（Rashidian, 2017）。即便在传统广告和网络广告双双下滑的趋势下，传统媒体机构也可借助于多元化的营收渠道维持其正常运作。
虽然脸书和谷歌等平台依然在积极拉拢传统媒体入驻，但二者的关系却在发生微妙的变化。2017年谷歌取消了“首次点击免费阅览”（first－click free）的功能，这会导致传统媒体机构对互联网用户的吸引力进一步降低。而传统媒体则对于作为“内容搬运工”的社交平台仍然心存芥蒂。2018年，随着传统媒体机构自身营收渠道的拓展，他们收回内容控制权的趋势会进一步加强，并且逐渐摆脱对社交平台的依赖科技杂志。预计会有更多的传统媒体机构中止与Facebook、Google和Snapchat等第三方平台的一些缺乏足够回报的交易。与受众建立更加直接和深入的关系将成为传统媒体实现转型升级的突破口。为此，《纽约时报》已将2018年定为“受众之年”，他们不再沿用“公众”（public）或“读者”（reader）等传统概念，而引入了更具商业化色彩的“受众”（audience）一词。
即便如此，2018年新闻业两极分化的趋势仍然无法阻挡。《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传媒巨头在数字化转型初见成效后重新开始招兵买马，扩充规模，但这无法掩盖大量地方新闻机构陷入到举步维艰的困境。这些媒体大多位于中小市镇，规模不大，缺乏可以转化的资源，也很难聘到引领数字化转型的专业人才（Trielli, 2017）。面对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势头，今后维护一家新闻网站的运营成本将会更加高昂，这也将导致地方媒体和本地新闻的式微，从而进一步侵蚀美国基层的根基。
2017年，全球新闻传媒业逐渐从社会生态突变和传播技术“跨跃式发展”而引发的剧烈震荡中修整和恢复过来，进入到一个平稳发展的时期。2018年，针对假新闻的“全球阻击战”将会引向深入，此举与提升新闻业公信力与透明度的努力并行不悖，通过重塑传统媒体机构和社交平台的行业与技术规则来更好适应全球、社会和技术的变局。2017下半年爆发的以“我也是”为主题的网络社会运动则将性别和种族等问题再次置于聚光灯下，促进了社会的转型正义，这一势头在2018年会得以延续下去。在传播手段和技术革新方面，行业巨头近年来对于短视频、直播、VR/AR等新兴传播方式的大力投入让“音视频转向”成为全球传媒业的主题词；以人工智能和区块链为代表的前沿技术的逐渐成熟则为这场自15世纪“谷登堡”以来最为深刻的传播变革开辟了更加富于想象力和挑战性的进路。
对于中国的新闻传播业而言，这些趋势与变革对于行业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新一轮“传播”中，新华社等主流媒体机构抓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的浪潮实现“弯道超车”已初见成效。在世界进入“新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新闻传播领域呼唤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变革。中国新闻传媒工作者应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指导，谋划新思路，施展新作为，呈现新气象，为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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