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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自立自强是大国崛起的必经之路，是新科技和产业变革背景下中国党强国理念的时代体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
科技自立自强是大国崛起的必经之路，是新科技和产业变革背景下中国党强国理念的时代体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新时代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是要实现高水平。针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突出挑战，要从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出发，加快完善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性、全局性和系统性布局谋划，加强“无人区”科技顶层设计，探索新型举国体制有效路径和发力点；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探索体制创新带动科技创新路径，形成“双轮驱动”效应；要跳出均衡发展误区，集中力量打造创新战略高地；要畅通创新创业产业链，推动科教融合和产学研金融合；要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对全球供给的牵引作用，突破科技封锁，避免科技脱钩，从而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从新中国成立后吹响“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到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再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科技进步引领和支撑现代化建设，保障，是中国党始终不渝的强国信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十四五”规划纲要进一步强调了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提出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在2021年两院院士大会暨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总重申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目标，体现了中央根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国际发展环境新变化新挑战、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新要求，以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新趋势新特征，以科技创新主动赢得国家发展主动，强化国家发展战略支撑，统筹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在新形势下，中国科技进入由“追赶”和“并跑”向“并跑”和“领跑”迈进的跨越期，与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及大国科技博弈关键期叠加，进一步凸显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科技创新探索的风险性和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艰巨性前所未有。立足新发展阶段，需要进一步认清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存在的短板和问题，与时俱进，制定更精准、实施更有效的政策措施，探索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战略支撑的体制机制、有效路径和发展模式，加快科技强国建设，真正让科技自立自强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对科技自立自强的研究较多，但很少深入讨论其内涵。蔡劲松提出，科技自立自强反映了以科技创新赢得国家发展主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根本诉求，其中“自立”是核心，体现了国家意志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战略布局与政策导向，“自强”是关键，主要表现为战略科技力量支撑创新型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的能力。“自立”是“自强”的基础，“自强”是“自立”的根基。郭飞认为，可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理解科技自立自强，从“十四五”规划到众多研究，主要是侧重宏观即国家层面的理解，其中“自立”强调的是自主可控，“自强”强调的是“自我上升，自我发展，不断壮大”，科技自立自强体现了党对科学技术和科技创新地位与作用的新认识。
对人类历史上几次工业过程中创新突破和主导产业变更的回顾性研究表明，工业起始于科技引起的序列关联性变化，首先是进行大规模相关创新活动，推动出现大量新产品，进而形成新技术和新产业，出现新基础设施的群集现象，创新应用推广和产品市场扩张，最终形成新的主导产业。 18世纪中期以来，人类历史演进中曾先后发生过以动力和纺织工厂化等为代表的五次科技，从历次技术后形成的主导产业来看，均具有类似的结构性特征。 综合经济学家和科技史学家的不同研究，虽然各界对历次工业和科技的起止时间、代表性的性创新，以及创新形成的主导技术体系和产业类别名称等仍存在不同看法，但毫无疑问，没有科技就没有工业，工业的本质是科技。
从世界历史上大国崛起与演进来看，世界经济、和军事重心先后从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转移到英国，从英国转移到欧洲的德国，再从欧洲转移到美国，大国崛起呈现“科技强国—经济强国—强国”的规律性特征，表明科技拥有深刻影响和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关键力量，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远超过经济总量、领土和人口等因素，成为影响和决定世界经济格局与国家力量对比，甚至是影响大国崛起的关键因素。
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各国围绕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量子通信、区块链等的激烈竞争表明，世界主要大国都不约而同地把下一代通信、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创新纳入核心国家战略中，科技创新成为国家和区域间竞争的重点和聚焦点。由于人才流向、发展制高点和经济竞争力与领先科技密切相关，世界再次出现改写经济版图和格局的可能。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大国崛起来看，现在正处于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期。但要实现大国崛起，科技自立自强是必经之路，中国不仅要把握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同时还要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上获得更多从0到1的突破，引领全球科技创新，掌握更多国际科技创新话语权和主动权。
重视科技的历史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 中国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自然也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早在1939年，党中央成立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以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科技干部为目标，具体实践中“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明确提出发展科学技术是中央的重大工作。 从颁布《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和明确提出包括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四个现代化”开始，迅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完成了科技创新体系布局。 在经济极为困难、技术基础极为薄弱的条件下，完成“两弹一星”、人工合成胰岛素、杂交水稻、万吨水压机及“陆相生油”理论等一批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科技成果，奠定了现代化工业体系的基础，并成功打造中国战略核威慑力，有力保障。
改革开放后，国家发展路线逐步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和“科技发展战略重点从国防军事转移到经济建设”，顺应了国际和平发展趋势和国内改革开放需要，也“实现了中国科技现代化发展方向的历史性转折”。1992年党的十四大和1995年全国科技大会明确提出科教兴国战略，是适应国际综合国力竞争和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需要而首次明确提出的科技创新战略设计，标志着科技创新战略开始上升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此后，中央相继提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其本质都是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对科技发展的需求变化，以及我国科技发展水平变化，对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目标和路径的不断战略升级。
立足于国内经济新常态、科技创新发展由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着眼于全球综合国力竞争和面向未来的综合国力战略支撑，2012年党的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将创新提高到国家发展全局核心位置的高度，提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立足新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先后提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和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一脉相承延续了对科技发展的重视，是在新科技和产业变革背景下中国党强国理念的时代体现，本质上刻画了中国根据世界科技发展动态和国家竞争态势的演变，根据国内经济发展需求和科技创新能力的演变，对不同时期科技创新战略的完善与升级，不仅有助于形成对不同时期科技创新内涵、作用的正确认知，而且有利于根据国情规划科技发展蓝图，为科技发展作出重大决策和针对性战略部署。
经过改革开放后近40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从“十三五”开始，中国经济开始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动力和逻辑发生深刻变化。
•一方面，随着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我国劳动力总量在2015年左右达到峰值，与此同时，劳动力成本开始持续上升，人口红利逐步减弱，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需要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提高产业竞争力，培育增长新动能，推动原来投资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加快转向创新驱动的绿色可持续增长方式。
•另一方面，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尤其是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无论是要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解决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都需要重点推动以高质量科技创新增加高质量供给，依靠科技创新补齐发展短板，培育新发展优势。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创新驱动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提升，是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和发展质量的不断提高。科技自立自强既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百年未见之大疫情叠加交互冲击，中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从国际来看，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背景下，美国不仅以关税、禁止公共采购等形式干扰中美正常贸易，还频繁对中国部分具有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实施制裁，不断扩大对我国和我国高科技企业的关键核心技术、零部件和产品禁运，并联合部分盟国以“”“价值观”等为名，在全球范围内加大对中国高科技发展围堵力度，同时引发欧美日印等国家纷纷加强以半导体、新能源和新材料等为核心的高科技制造业“再工业化”。经济全球化逆流不仅扰乱全球产业分工和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还给中国带来了“科技脱钩”和“产业脱钩”的潜在风险。
•从国内来看，国际经济发展环境的新变化倒逼国内企业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提升国际竞争力。新冠肺炎疫情对需求和供给造成了双重冲击。在需求方面，由于疫情影响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经济产出和收入水平增速下降，叠加城镇化减速和人口出生率降低，导致出现消费不畅、需求疲软与高质量供给不足同时并存的结构性失衡现象。在供给方面趋势科特官网，疫情反复严重干扰企业正常生产和物流，体现出国内供给与需求衔接不畅的问题较为突出。显然，在国际发展新环境下，只有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才能封锁，实现以我国发展需求为主，才能有效衔接生产与消费。科技自立自强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统筹安全与发展的根本举措，也是提升供给体系质量、畅通经济循环水平的关键保障。
科技创新离不开研发投入。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再加上国家明确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从而为研发投入规模和强度的稳定提升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保障。例如，克服疫情的不利影响，全国R&D投入仍然保持快速增长。据初步测算，2021年R&D经费投入近2.79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增速提高4个百分点。按不变价计算的增速超过“十四五”规划目标2个百分点。相应地，由于R&D经费投入增速远超国内生产总值增速，2021年我国R&D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44%，同比提高0.03个百分点，接近OECD国家疫情前的平均水平（2019年OECD国家R&D投入强度平均为2.47%）。尤为重要的是，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近1696亿元，同比增长15.6%，提高5.8个百分点。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的比重达6.09%，再创新高。
得益于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2021年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达到91.4%和57.8%。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为国家科技创新源源不断地输送大批人才。从2007年开始，我国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统称STEM）博士毕业生数量逐渐超过美国，预计最迟在“十五五”期间将达到美国的两倍。据科技部统计，“十三五”期间，我国R&D人员全时当量年均增速超7%，2020年更是达509.2万人，居世界第一位。
我国科技人才投入不仅实现规模数量的增长，同时也促进了质量的稳定提升。据全球学者库2022年3月统计，全球顶尖前10万科学家中，美国共有39282名，中国共有12223名，居世界第二位。不仅如此，根据科睿唯安对2010—2020年论文引用情况的统计分析，全球6602名科学家入选2021年居同学科前1%的“高被引科学家（Highly Cited Researchers）”名单，中国内地科学家有935人次入选，仅次于美国的2622人次。相比2018年，中国内地高被引科学家数量几乎增加一倍，占比从2018年的7.9%增至14.2%，提高了约6.3个百分点，而同期美国占比下降3.6个百分点。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既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科学前沿突破、解决重大科技问题，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条件。据统计，截至2020年10月，我国已布局建设55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进入“十四五”后，围绕“四个面向”，国家进一步加大力度建设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上海高效低碳燃气轮机和海底观测网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明显加快。截至目前，我国逐步形成了上海科创中心、北京科创中心和大湾区科创中心三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已布局建设的大设施总体规模仅次于美国，处于国际前列。总体来看，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已从“跟跑”为主转向了“跟跑”“并跑”和部分领域的“领跑”。
以论文、著作等为代表的知识创新是科学研究的直接产出。因此，知识创新水平是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和重要体现。根据美国科技信息研究所（ISI）编制的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统计，1980—2018年，包含港澳地区的中国SCI和SSCI论文（包括论文article和评述review）产出年均增长18%，同期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的论文年均增速只有3%～5%。2006年，中国论文总数超过英国，2016—2018年中美论文占世界份额分别为21.6%和25.4%。
与此同时，中国论文的学术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2016—2018年，按论文被引频次的世界份额计算，美中居前两位，分别为33.4%和24.8%。虽然学科规范化的中国论文篇均引文影响力指数（CNCICNCI是指研究对象的论文平均被引次数与相同学科、相同年份、相同类型论文平均被引次数的比值，目的是按不同学科引用规律对论文引用差异进行标准化处理。CNCI≥1，表明该论文影响力达到或者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仍落后于美、英、德等科技强国，但被引频次top-1%的中国论文数量在2013—2015年超过英国，与居第一位的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这说明中国论文影响力的进步极为明显。最新的研究发现今日科技的趋势，虽然中国top-1%被引论文数低于美国，但如果按照ISI在线%）中的出版物占比，中国在2019年已超过美国。甚至有不同媒体引用韩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院针对中美产业科技竞争的研究和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发布的《2021年科学技术指数》，认为中国科学论文总量已超过美国，在材料、化学、工学、物理和天文等多个领域的top-1%被引论文份额或者最受关注论文份额也已经超过美国。尽管这些研究都是一家之言，但从侧面也能表明中国科学研究产出质量正在迅速提高，已开始推动中国跻身世界科学领先行列。
在基础研究、前沿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取得进展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目标。现有研究很难从某一个具体维度或几个简单指标概括基础研究、前沿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及其进展，但零散研究和新闻报道也能从侧面反映出中国近年来基础研究、前沿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的巨大进步。
例如，中国首次在实验室实现直接利用二氧化碳合工淀粉，开辟了二氧化碳原料合成复杂分子的新技术路线的原创性突破。以饲用/食用大麦为对象，中国科学家首次解析了大麦叶绿体中环式电子传递路径中的关键结构。这些研究为合成生物学技术发展，创建新功能的生物系统提供了重要科学基础，对保障粮食安全、节约土地和水资源、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生态经济具有重要意义。中日科学家合作在银河系观测到大量超高能宇宙线加速器，突破了人类对银河系粒子加速的传统认知，开启了“超高能伽马天文学”的时代。成功证明凯勒几何两大核心猜想，“嫦娥五号”月壤研究、“天问一号”火星探测、“羲和号”探日探测、“海斗一号”万米深潜、EAST核聚变研究，以及“祖冲之二号”在超导量子、“九章二号”在光量子上实现量子优越性今日科技的趋势，表明面向世界科技前沿，中国的原始创新和重大科技突破正在实现量的跃升。世界首座代表核电的高温气冷堆核电示范工程首次实现临界和并网发电，“优薯计划”运用“基因组设计”理论和方法培育杂交马铃薯种实现了“里程碑式突破”，C919大飞机进入准备运营状态，“深海一号”生产储油平台投产，液氦到超流氦温区大型低温制冷系统研制成功等，也都表明面向经济主战场、国家重大需求和人民健康需求，多个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都取得了重大进展或新突破。
例如，对全球生物制药行业专利分布研究发现，虽然美国仍然是生物制药领域创新实力的代表，但中国在该领域的专利申请量从1994年开始快速增长，并分别于2010年和2015年超过日本与美国。从创新力来看，中国生物制药领域以本国专利为优先权的有效专利达到3.6万件今日科技的趋势，PAI值达到2.3万，居全球第3位。尽管中国单件专利族的影响力仍然较小，但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在抗肿瘤药物研发领域，以及在PD-1/PD-L1免疫疗法、CAR-T细胞疗法和CRISPR-Cas等新技术方向上，已拥有较强国际竞争力，表明中国在生物医药领域已经逐步进入首创机制（First-in-class）阶段。
建设北京、上海和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是提升国家整体科技实力的重大举措，是建设创新高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路径。众多研究表明，创新集群形成科技集群，有利于集群内部知识的分享交流与创新合作，推动形成新的创新。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研究表明，在全球前100位科技集群中，2020年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北京科技集群和上海科技集群分别居全球第2位、第3位和第8位。此外，南京、杭州、武汉趋势科特官网、西安的科技集群分别居第21位、第25位、第29位和第40位，进入前100位的还有天津、长沙、青岛、苏州、重庆、合肥、哈尔滨、济南和长春科技集群。相比2019年，这些城市科技集群的全球排名均有不同程度上升，显示中国科技集群科研水平在全球已处于前列，这既是科技自立自强的有力佐证，也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保障。
北京、上海和深圳—香港—广州三个科技集群在全球科技集群中的表现说明，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冀地区、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和以广州—深圳—香港为核心的粤港澳地区已成为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高地。
例如，2021年大湾区珠三角9个城市，研发投入强度达3.7%，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发明专利授权量超10万件。北京科技集群中，2021年新挂牌3个国家实验室，依托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建立了围绕量子、人工智能等领域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新型研发机构，先后发布第一代超导量子计算云平台、超大规模智能模型“悟道2.0”、国内首个自主可控区块链软硬件技术体系“长安链”、长寿命超导量子比特芯片等一批前沿科技成果，其中仅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在2021年就取得了近20项重要成果，并发展成为多个生命科学领域的世界科研引领者。在上海科技集群中，不仅张江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种类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光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李政道研究所、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和上海清华国际创新中心也具备了世界级研究水平，为天宫、北斗、墨子、蛟龙、大飞机等重大项目提供了重要支撑，并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和生物医药三大产业创新集群为保障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对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测算，从中国国家创新指数来看，以2012年为基数100，2020年中国国家创新指数增长到197.45，年均增长约8.85%。 进入“十三五”后，中国国家创新指数增速明显加快，年均增长约9.4%。 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相比，多数年份国家创新指数增速超过GDP年增速，尤其是“十三五”期间，国家创新指数增长速度显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表明党的后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保持快速提升态势。 与国家统计局测算的中国创新指数相比，两个指数测算结果增长趋势几乎相同，尤其是“十三五”期间创新指数都呈加速增长趋势。 国际研究亦证实高科技发展的趋势，全球创新格局正在向以中国为代表的经济体转移。 得益于研发密集型企业数量、专利申请量、高技术出口和基础教育等方面的优异表现，中国于2016年首次进入全球创新领先者行列。 2020年对全球131个经济体的创新评价进一步显示，从2013年到2020年趋势科特官网，中国全球创新指数从第35名跃升至第14名，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排名超过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等传统创新经济体。 中国不仅是前30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还在37个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中位居第1名。 按照全球创新指数标准，综合来看，中国已居世界科技大国之列，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完全可能的。
科技自立自强具有相对性，难以通过一个指标进行衡量。如果用综合技术自主率技术自主率可分别通过R&D经费自主率和发明专利自主率来表示，综合技术自主率是取二者的算术平均值，即100×R&D经费/（R&D经费+技术引进费用）与100×国内发明专利授权数/（国内发明专利授权数+国外发明专利授权数）的平均值近似度量科技自立水平，根据测算，中国综合技术自主率保持平稳上升态势，从2012年的81.29%增长到2020年的90.60%，自党的以来提升近10个百分点。事实上高科技发展的趋势，即便当前仍然面临许多“卡脖子”技术制约，但不可否认，美国联合西方盟友打压华为、中兴通讯等企业，围堵中国5G、人工智能、半导体等产业，绝不是因为知识产权或等借口，而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科技发展影响甚至威胁到了美国等科技强国的科技领先地位和主导地位，这也从侧面证实了中国科技创新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如果没有科技发展的强有力支撑，中国难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总体上，中国目前基本上已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未来的关键是需要从国家发展全局的历史视角，从构建科学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视野，去理解科技自立自强推动大国崛起的时代重任，将高水平作为未来科技自立自强的根本目标。
按人均研发投入计算，当前中国人均R&D经费投入额不仅低于瑞典、澳大利亚、日本、德国、韩国、法国、加拿大和英国等经济体，甚至低于巴西。 按投入强度计算，中国R&D投入强度仅接近OECD国家疫情前平均水平，不仅与日本、美国、德国等创新强国存在巨大差距，即便与韩国、以色列、瑞典、丹麦等中等规模经济体也存在较大差距。 因此总体来看，中国研发投入仍存在总量不足的问题。
与此同时，还应注意到，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点，但中国2021年基础研究在R&D支出结构中的占比虽然是创历史新高的6.09%，但相比美国、法国、英国、韩国等多数创新型国家基础研究支出占比高达15%～25%而言仍然严重不足。此外，中国基础研究执行主要依赖高校和科学院所等政府研究机构，公共部门是绝对主体，企业执行的基础研究占比不足5%今日科技的趋势，远低于日本和韩国企业45%～60%的基础研究支出占比，与美国、英国和法国的15%～25%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
投入规模不足和结构不合理有多方面的原因。从调研情况来看，科研管理重视设备、不重视人，对科研人员激励不足，经费支出难、报销难等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显然，研发经费执行效益不佳的问题与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问题同时存在是客观事实。
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背景下趋势科特官网，应对大国科技博弈和产业竞争，强化科技自立自强对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当务之急是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以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但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能仅着眼于当下。
•中期来看，必须加强对人工智能、生物基因等引领新一代科技的前沿科技的攻关和应用支持，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竞争的制高点。
•长期来看，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还必须依靠科学理论和前沿科技等战略科技领域的进步。 只有战略科技领域的进步才能为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提供理论和应用基础支撑。
与此同时，几乎在所有产业今日科技的趋势，中国都存在产业技术的二元结构现象，产业层次与技术水平发展不适应严重制约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的提高。随着技术体系化和产业集群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如果没有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不能实现产业技术水平的整体提升，战略科技和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也难以形成广泛的“群众基础”，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需要统筹“三类创新”协调发展。
基础研究和原创重大创新成果的出现有其规律性，即需要长期持续的投入和大范围的探索，需要时间的积淀。我国科技创新是从改革开放后才开始走上正轨，既存在“后发劣势”导致知识积累不足的问题，部分也与科研力量碎片化，以及过于关注短期经济效益和“短平快”研究等有关。但在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必然需要更多依靠本土高质量创新提供的内驱力，而不是依靠技术引进、国际贸易等国外创新产生的外溢效应。随着中国与创新型国家之间的科技发展差距越来越小，面临的未知领域越来越多，基础研究薄弱、原始创新能力较低，导致基础研究和原创性重大创新成果战略支撑作用不足的问题日渐突出。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最终目标是强化科技创新对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等环节的创新链，实现创新链产业链之间的融合发展，不仅是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的内在要求，也是其战略支撑作用的重要体现。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大多数产业竞争力不强，在全球价值链中难以向高端迈进，表明科学研究与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之间渠道不畅通，创新向创业转化不畅，科技创新体系不协调，产学研之间无法有机融合。高校和科研院所主要以论文、专著、专利等为主要考核评价手段，职务和职称仍是人才主要评价标准，产学研合作动力不足；公共机构与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之间存在人事制度、考核分配和福利待遇方面的制度性差异，创新人才尚不能无障碍地双向流动，企业未能在科技创新体系中占有主体地位，导致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两张皮”成为制约科技自立自强的“老大难”问题。
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中，各国为了抢占制高点和先机，均不同程度加大了对半导体、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新材料和生物技术等具有代表性的新兴技术领域的投资，国际科技竞争与博弈日趋激烈。 随着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的不断提高，美国联合部分盟国，以维护为名，以“价值观”等名义，不断加大对我国的科技防范与围堵力度，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都存在“脱钩”风险，不仅严重阻碍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交流，也影响留学生求学、人才引进、跨国并购和国际贸易等创新要素的国际循环流动。 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仍选择继续维持对我国的贸易制裁，并继续推进与我国的科技和供应链“脱钩”行为，对我国部分高校、科研院所和高技术企业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造成了实质性损害。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长期目标，绝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应有短期和突击攻关思想，而应作出战略性、全局性和系统性的布局谋划，统筹抓好补短板（“卡脖子”）和铸长板（“并跑”“领跑”和“优势领域”）、关键技术攻关和基础研究两个并重，加快构建形成基础研究、优势领域和护城河领域“三足鼎立”的创新发展格局。
•一方面，要立足当前，着力攻关和破解制约发展的“卡脖子”技术等紧迫问题，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促进碳达峰碳中和等新国家战略提供战略基点。
•另一方面，要着眼长远，面向基础科学和科技前沿，加大科技投入，尤其是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加强高层次人才和人才团队培养，增强原始创新能力，面向国际，为构建国际科学命运共同体，为人类科技进步作出相应贡献，提升我国在国际创新和竞争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从高水平的要求来看，要针对科技自强的突出短板，从后发追赶型国家的定位出发，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加强基础科学和前沿科技等“无人区”领域的创新顶层设计，加强研究型大学、公立科研院所和国家实验室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等。与此同时，随着经济体制和技术条件变化，应与时俱进完善以举国体制实施追赶和赶超战略的路径和发力点。
例如，将国有重点企业研发机构和国家重要智库等纳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支持企业实验室和新型研发机构承担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对承担国家战略科技创新任务的研究人员和机构实施分类考核和评估；鼓励和支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自由创新，通过自下而上探索弥补自上而下规划的不足，探索建立需求导向型创新、任务目标型创新和兴趣导向型创新相结合的创新模式。
一是建立统筹的研究管理部门，类似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运作模式，支持围绕信息技术、生物、能源、新材料等前瞻性和战略性研究；
二是在国防和航空航天等领域引入竞争机制，类似美国支持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之间的良性竞争，发挥军事、航天等前沿科技对民用技术的引导作用，推动军民科技融合；
三是研究放松产业规制和金融市场管理，鼓励私人企业参与军事、航空航天、无人驾驶和数字金融等领域创新和经营活动管理，培育类似美国SpaceX和英国维珍航空的企业，引导私人企业和市场参与前沿科技领域创新探索。
随着我国与创新型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越来越小，大刀阔斧地攻坚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深水区”的迫切性更加突出。 解决研发经费投入和执行结构不合理、执行效益不佳，改革自上而下的科研规划制度和条块分割的科技计划管理，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和创新向创业转化通道，完善科技成果和科技人才评价，注重对人的激励趋势科特官网，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都必须在“制度安排、政策保障、环境营造”上下真功夫。 只有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完善科技自立自强的制度保障，形成制度红利，探索体制创新带动科技创新的新模式，才能真正形成“双轮驱动”效应。
改革是点燃科技创新引擎的“点火器”。我国国土面积大，科技资源相对有限。目前，各地从上到下都有科技管理部门设置，职能大同小异，某种意义上是对有限科技资源的分散使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区域协调发展，科技创新极化有利于后发国家和地区实现追赶和赶超目标。因此，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还应思考探索深层次的地方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
•一方面，要研究地方科技部门设置、编制和职能完善，推动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需求相一致的科技工作发展；
•另一方面，考虑到科技人才、金融要素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和大都市圈，应跳出资源均分、均衡发展的认识误区，依托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依托武汉今日科技的趋势、西安、重庆和郑州等人口规模大、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国家中心城市，进一步集中科技资源，布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创新平台，以研究型综合大学为核心做强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好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个国家创新战略高地和若干区域创新高地。
随着科学研究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速度越来越快，要减少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现象，提高科技创新质量和效率，既要重视科技成果转化，深入实施创新创业工程，打通从科学研究到开发研究再到应用和创业的链条，同时也要强化企业需求导向和市场导向，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强化市场在创新要素配置中的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产学研合作，尤其是要建立企业参与国家科技研发项目的制度，扩大理工类科研院所硕士和博士招生规模，探索建立科研院所和综合型大学与企业联合的博士后和博（硕）士培养制度，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大中小企业、科教机构和产学研金深度融合，形成科技创新合力，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开放创新是当今科技创新的趋势和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选择。 针对当前国际上少数国家针对我国的科技封锁和科技“脱钩”妄想，关键是要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健全完备、供应链保障水平高的优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更加开放的国内需求市场，以超大规模市场需求激发面向全球供给的牵引作用。 同时，保持战略定力，主动“走出去”，积极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治理，增加对国际气候变化、绿色发展等全球重大议题、基础科学研究等全球公品的投入，强化诸如“天眼”等全球公共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开放共享和合作研究，并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全方位、多角度探索国际科技合作新路径新模式，着力突破科技封锁，避免科技脱钩。
项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提高创新体系效能研究”（IQTE2022-08）；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基础研究项目“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路径与政策研究”（CASS2022ZKJC08）；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计划优势学科项目“技术经济学”（CASS2016JS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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