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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公共投入机制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
国家科技公共投入机制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改革先研发、后产业化的研发模式，在研发的起点就引入最终用户，用企业机制运作研发项目，研发、生产、经营一体化。凡是有国家需求的项目，都要实行此种改革。
党的对我国科技发展状况的判断是3句话：创新型国家建设进展良好，自主创新能力较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这3句话非常恰当，完全正确。要改变这种状况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努力。我们对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一步一个脚印。
党的要求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科技工作而言，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弄清当前我国科技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找准科技发展的突出问题，提出科技发展转型升级的战略和措施，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得力支撑。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科技发展已经处于新的历史起点，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概括地说，主要有3点。
第一，我国科技投入产出总量开始进入高位、高速增长期。进入新世纪，科技发展加快，特别是确立自主创新战略以来，科技投入产出总量呈现高位、高速增长态势。近两年，我国科技投入产出总量除美国、日本外，已经与一些发达国家相当，有的甚至高于某些发达国家。2006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约为380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2006年研发人员150万人，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122万人，均居世界第二位。按当年汇率计算，2006年我国研发投入（3003亿元）次于美、日、德、法英居世界第六位，2007年，达到3664亿元。2007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专利申请69.4万件，授予专利权35.1万件，都处于世界前几位。2006年，我国的SCI、EI和ISTP论文总数达到17.2万篇，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我国科技发展的总量大，速度也快，近年来主要投入产出指标增幅都大大超过GDP增幅，也大大高于主要发达国家增长率。近5年中，我国研发投入的年均增速在20%以上；2007年专利申请量增长20%以上，专利授权量增长30%以上，受理百万专利的间距时间仅一年半。
科技投入产出总量高位、高速增长，是改革开放30年来首次出现的，意义重大。从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来看，这种态势还要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然后在总量上将超过次级发达国家。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转变科技发展方式，提高科技投入产出效率，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对此必须给予特别的重视。
第二，我国科技引进已经处于高端区域。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需要的技术和设备几乎百分之百都是引进的。在短短的30年里，我们通过开放和引进，完善学科布局，掌握一批关键技术，带动传统产业改造，迅速接近国际科技前沿，进入了引进的高端区域。2007年，技术引进合同中的技术费占合同金额的76.4%；其中专利技术、专有技术、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引进合同金额占全部金额的66.0%；成套设备、关键设备、生产线引进合同金额占全部金额的26.1%。而改革开放前期的技术引进，以设备为主合同金额所占比重高达80%，而以技术为主合同金额所占比重只有20%。这说明，当前引进的重点，已经不是设备和生产线科技科普知识摘抄，而是专有技术和专利技术许可这种高层次的软技术。2006年，国家“863”、“支撑”和“973”三大科技计划引进人才2734人，包括国外专家346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81%、中国工程院院士的54%、国家“863”计划首席科学家的72%均为留学回国人员。在教育部直属高校中，留学回国人员在校长中占78%，在博士生导师中占63%，在国家级、省部级教学、研究基地（中心）、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占72%。当前，已不是引进一般人才、进行一般性学术交流的问题，而是要引进高层次创新型的科技人才和团队。
引进的高端区域也是引进的临界区域卸载趋势杀毒软件，这个区域之上，就是核心技术和基础研究。无疑，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不断加大引进力度，但在临界区域，引进的难度加大，而且核心技术和基础研究是无法引进的。要把临界线向上推进，必须加强原始创新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否则高端区就可能变成中低端区，陷入低水平引进、重复引进、高耗能高污染引进。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估计。
第三，我国科技发展水平仍处于第三量级。在现阶段，我国科技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简单的数量差距，而是一种级差。如果把世界科技发展水平大致划分为3个量级，最高级是美国。无论是从量的角度还是从质的角度，美国不仅绝对领先我国，而且也遥遥领先其他发达国家，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5%左右，但却雇佣了世界近1/3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研发支出占了全球研发支出的1/3。第二级是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而我国则处于第。虽然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较快，但同美国、日本等国相比，主要均量指标和质量指标都要相差数倍甚至数十倍。2005年，我国每万名劳动力中研发人员为17.5人，约为日本（2004年）的1/8，法国（2004年）、德国、俄罗斯的1/7，英国的1/5；我国研发经费支出额占38个国家研发经费总额的4.3%，而美国占38.8%，日本占17.1%；世界主要国家研发人员经费的匹配基本都在10万美元以上，美国18.8万美元，日本16.4万美元；而我国只有2.2万美元。2004年，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数量仅占全球有效发明专利数量的1%～2%；美国、日本每百万人口本国居民专利申请量分别是中国的13倍和57倍，日本每10亿美元GDP本国居民专利申请量是中国的11倍。2006年，我国拥有的三方专利是美国的1/38、日本的1/35；我国PCT国际专利申请量是美国的1/13，日本的1/7。1996年至2006年，我国发表的全世界高影响力论文总数是美国的1/24。
因此，党的对我国科技发展状况的判断是三句话：创新型国家建设进展良好，自主创新能力较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这三句话非常恰当，完全正确。要改变这种状况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努力。我们对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一步一个脚印。
缺乏重大科学发现。很多领域基本原理没有突破，学科体系建设没有进展；与国际权威的科学奖一直无缘，国家科学技术奖和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等奖项也经常出现空缺；世界一流的重大成果和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工程师廖廖无几。在158个国际一级科学组织和1566个主要二级组织中，我国进入领导层的科学家仅占总数的2.26%，其中在一级科学组织担任主席的仅1名，在二级组织担任主席的仅占1%。
缺乏重大技术发明。很多领域关键技术、重大装备不能自给。我国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国产品牌占有率“八五”时期不足10%，到了“十五”末期仍不足15%。我国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科学仪器、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装备，目前主要依赖进口。我国轿车制造装备、数控机床、纺织机械70%要依靠进口；石化设备80%进口；集成电路、高端医疗设备95%以上需要进口；光纤制造设备100%进口。2007年，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占全部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的22%和9.1%。在发明专利授权总量中，国内仅占47%。国内的发明专利申请集中在中药、软饮料、食品、中文输入法领域，这四类专利共占79％。
二是产出结构不合理，作为生产要素的科技成果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截至2006年底，中国已拥有专利成果330多万项，但实际转化率不足20%，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据教育部2005年的一项报告，我国高校每年取得科技成果在6000项至8000项之间，但真正实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还不到1/10。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平均为15%，专利转化率为25%，专利推广率在10%～15%之间。《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2003年）》的数据显示，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或者应用于生产的项目数，人均为0.78件；其中成果转换为产品或者应用于生产的项目数为零的占74.5%；作为商品的科技成果少。我国专利技术的交易率仅为5%；2007年我国技术合同成交额2226亿元，仅占GDP的0.9%。
很多科技成果不能成为生产要素，没有创造经济效益，这说明我国科技产出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研发投入拉动的，而不是生产消费拉动的。相反，发达国家科技成果的70%～80%可以进入生产领域。据美国科学院2005年《站在风暴之上》报告，“85%的美国人均收入增长来自于科学技术的提升”。
区域发展不平衡。2006年，东、中、西部地区研发人员总量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61.2%、21.8%和17%；根据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提供的2004年数据，东、中、西部地区研发经费投入分别占全国的76.4%、14.2%和9.4%。2004～2006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创新活动的，东部占70%，中部占19%，西部占11%。区域发展不平衡还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城乡科技发展不平衡。县域科技发展落后，农村科技发展更落后，农、林、牧、渔、业中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就业者仅占本产业就业者的0.23%，90%以上的科技资源集中在城市。
产业科技发展不平衡。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就业者集中分布在教育、金融产业、科研单位、公共管理、信息产业以及文化卫生领域，所占本产业就业者比重除文体娱乐业35%以外，其余均在42%以上；而制造业中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就业者占本行业就业者的比重，仅为6.38% 。研发投入主要集中在高科技领域，2005年，4个高技术和中高级技术行业研发投入占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比重达到55.6%；在39个工业行业大类中，研发投入强度超过1%的行业有5个，分别是专用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以及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而基础研究、能源环境、传统产业以及长期创新基础平台等领域的投入相对较少。
四是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研发不平衡，内资企业创新效能较低。中国现在的工业增加值当中，超过1/3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进出口贸易总额50%以上是由外资企业完成的。在一些重要城市，外资所占的份额非常大，有的在GDP中的比重已经超过60%，甚至更高。到2007年上半年，外资研发机构已达1200家。据推算卸载趋势杀毒软件，目前全国外资研发人员在20万人左右，占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人员的20%左右。根据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提供的2004年数据，外资研发经费支出占我国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的比重达到27.1%。2006年，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经费中，外资占27.3%。2005年，在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居前10位的企业中，内资企业仅有3家；在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前10位的企业中，内资企业只有1家。2006年，三资企业的发明专利申请量高于内资企业的申请量，等于我国企业机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申请量的总和。
高科技产业研发活动逐渐被外资企业主导。2006年，中国高技术产业中三资企业数量占36.5%；研发经费超过44.1%；产值达72.1%，新产品产值占69.1%；新产业销售额占68.7%。在近年来的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中，三资企业占近90%。高科技领域中的发明专利，绝大多数来自国外，无线电传输、移动通信、半导体、西药、计算机领域来自外国企业（包括外资企业）的分别占93%、91%、85%、69%、60%。
要解决科技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必须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科技工作，促进科技发展转型升级，从数量扩张型向内涵发展型转变，从投入拉动型向生产消费型转变，从单纯科研型向研发经营型转变。
一、制定和实施国家研发战略。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时，我国研发经费的投入强度为2.5%。若GDP每年增长7.18%，按2007年不变价格计算，2020年我国GDP将达到61万亿元。届时，研发经费将超过1.5万亿元，这是2007年研发经费的4.2倍。近两年，政府一些管理部门和企业科技管理部门都已经感受到研发经费高速增长的压力，有的企业反映对突然增加的研发经费不知所措，制定国家研发战略迫在眉睫。
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态势看，在数量上完成强度为2.5%的研发投入目标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要有正确的研发战略，确定研发优先次序，进行研发布局；同时改革研发体制，合理配置、使用研发资源，提高研发效率和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应根据《规划纲要》提出的重大专项、重点领域及其优先主题，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统一政府科技预算，合理确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与发展的投入比例；社会公益研发和商业研发的投入比例；研发与科技基础条件建设的投入比例；中央与地方的投入比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研发投入的比例；大学、公益院所、企业的研发投入比例等重例，以市场为基础配置科技资源，用经济杠杆、政策杠杆、法律杠杆调控研发布局。
由于我国经济技术落后，要保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继续引进技术，但更重要的是开展原始创新。加强基础研究科技科普知识摘抄、社会公益技术研发、战略高技术研发、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是优化研发结构的方向。特别是要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比重和内资研发投入比重。
未来12年，我们要基本建设成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国家与非创新型国家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基础研究强弱和自主研发能力的高低，而不在于跟踪模仿水平。如果到了2020年，我们的基础研究投入比重还是比较小，水平还是比较低；如果外资企业研发经费和产出超过了内资企业，创新型国家就建不成科技科普知识摘抄。
二、制定和实施国家科技振兴产业战略。由于我国不少产业，特别是一些重要产业缺乏，关键技术、创新能力不足，难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因此，党的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和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强调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这就要求科技工作从边厢进主路，走中央大道，奔赴产业振兴的主战场。
把产业集群作为科技振兴产业的支点。组织产业集群中的产学研力量，围绕转变增长方式和形成核心竞争力开展技术创新，建立产业链，形成产品市场，建设充满活力的企业科技创新体系，打造中国科技500强。从而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改善我国在世界经济分工中的地位。
三、制定和实施国家技术转移战略。在我国的技术结构中，短缺与过剩共存。一方面作为生产要素的技术短缺，远远满足不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技术存量、专利存量过剩，不能向需要技术的企业和地区转移扩散。国家应把现有的技术转移专项行动上升为国家战略。
把对中小企业的技术转移扩散放在突出位置，根据广大中小企业、传统产业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重大需求，建立转移扩散机制，开展技术经营。加强对科技发展的统筹协调，结合产业转移开展技术转移，以技术转移为主导带动产业转移，更好地发挥经济特区、沪津新区和其他高新区在技术转移扩散中的重要作用，发挥外资在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技术转移扩散方面的积极作用。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技术转移。
一、建立有最终用户的科技公共投入机制。国家科技公共投入机制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改革先研发、后产业化的研发模式，在研发的起点就引入最终用户，用企业机制运作研发项目，研发、生产、经营一体化。凡是有国家需求的项目，都要实行此种改革。
目前很多科技项目，是有需求的，而且是迫切的经济社会需求，迫切的国家需求；但研发、生产、经营三者脱节，研发出来以后没有最终用户。原因在于，需求在凝练形成项目后，项目的承担单位与使用单位往往错位，承担项目的单位不用技术，用技术的单位不承担项目，结果是有需求却没有用户。在国家科技主体计划中，企业项目数平均在30%以上，但其中的不少企业实际是研发企业（所谓开发类院所），不是科技成果的最终用户口，所以不少成果仍然是有国家需求而没有最终用户。要改变这种情况，在立项时就要进行技术先进性和孵化可能性分析、生产用户分析、市场前景分析。对于技术孵化无望、没有市场前景和最终用户的项目，坚决不予立项。这样就可以大量消灭那些需要转化的成果，而不是等这些成果出来以后，再去提高转化率。消灭需要转化的成果，是解决成果转化率不高的根本办法。
二、设立“产业集群创新重大专项”。科技项目是政府最基本的科技政策工具，但“产业集群创新重大专项”不是单纯的科技项目，而是由科技部门主导、科技部门与经济部门共同制定和实施的产业创新项目，是科技与产业式的专项。这样的项目就在产业中，没有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问题。
该专项的目标是“五个一”：攻克一批关键技术难题，形成一批经济增长点，推出一批知名品牌，培养一批科技创新人才，造就一批高竞争力的科技企业。该专项不采取课题申报立项机制，而采取会商立项机制，即在现有的省部会商、部际合作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以科技为主导扩大和深化会商机制，打破地区、单位界限，成立跨地区、跨部门的全国委员会，统一负责项目会商、论证、立项、预算、监管。项目由生产用户单位提出，经地方或行业管理部门确认后，提交全国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综合平衡、统一立项。项目牵头单位为同一产业集群中的科技管理部门或经济管理部门、行业协会等综合部门；项目参加单位为同一产业集群的众多企业和大学、研究院所。
三、对基础研究实施积极的投入政策。必须改变企业只搞开发、不搞基础研究的状况，重点支持企业的基础性研究和竞争前技术研发，以及大学、院所有望形成新兴产业的应用性基础研究。对大学、院所自投的基础研究经费给予永久性免税；对企业基础研究项目给予财政补贴，有的可以由企业承担50%资金，国家配套50%资金。鼓励产学研共同投资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发达是创新型国家的本质特征，也是所有跨国公司的基本特征，基础研究不发达，只能跟踪模仿，无法形成新的产业及其技术轨道。
2006年，我国研发经费支出总额中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为19.5亿美元，仅为美国的3.2%、日本的10.7%，甚至韩国基础研究经费也是我国的1.9倍。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全部研发经费的比重长期保持在5%左右，而发达国家一般在20%左右，相对较低的日本也在10%以上。2006年，美国出台了《美国竞争力计划》，主要目标是让美国基础研究领先于世界，在未来10年基础研究投入翻一番。
四、以开发类院所为主体建立我国的研发产业。开发类院所第一步改革的定位是企业。经过30年改革，我国开发类院所面向市场、为企业服务的意识和能力显著提高，已经成为技术创新的一支专门力量。开发类院所下一步改革的定位应是研发企业。要以开发类院所为主体建立我国的研发产业，拓展企业技术创新内容。但是，现在开发类院所的生产结构不合理，技术性收入仅占10%左右，产业化收入达70%～80%之多，研发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对实体产业发展的贡献不够。必须改变开发类院所技术收入畸低和产业化收入畸高的结构，对开发类院所承担的通用技术研发给予财政补贴，或对研发成果实行政府收购；对技术交易免税。
五、成立国家技术转移机构。该机构负责促进包括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在内的各种技术从科研单位向企业、区域的转移扩散，以及企业间、区域间的技术转移扩散，制定技术经营政策，负责技术市场监管，提供统计、信息和咨询服务；开展企业技术需求调查，组织技术转移可行性评价，跟踪调查技术转移后的使用情况。公益型技术和共性技术，由政府资助企业推广使用，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或对最终产品实行价格补贴、政府采购，培育成熟的市场。
六、建立内资企业、外资企业研发投入联动增长机制。目前，出现跨国公司向我国转移研发中心的态势，外资研发经费还会有很大增长，这是值得欢迎的。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建议我国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研发投入采取2∶1的比例，即外资企业研发经费占我国企业研发经费的1/3左右，不宜超过40%。应在这个比例上实行“盯住”的研发投入机制，内资企业研发经费与外资企业研发经费挂钩，二者共同增长、协调发展。实现这一机制需要建立和完善多元化、多渠道的科技投入体系，促进内资创新主体加大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各级财政也要为投入的“盯住”机制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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